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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经报道，在中国大规模打压人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的十年间，北京加强了国家安全体系，进一步压制公民社会。加美财经编译，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确认其中事实。
“没有任何中国官员因严重侵犯律师和人权捍卫者的行为被追究责任，这助长了政府实施愈发普遍和系统性的人权侵犯。”包括国际特赦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网络和律师助律师在内的31个人权组织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这样表示。
声明于周一发布，正值2015年7月9日开始在中国全国范围展开打压的十周年前夕。那天被权利组织称为“709”打压行动，中国大陆300多名律师被拘留，随后发生了一系列强迫失踪和任意羁押。
联合声明呼吁“关切的各国政府和联合国设立一个独立的国际调查，对北京迫害公民社会的行为进行调查”。
总部位于华盛顿的非营利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形容，这次打压是“中国法治，以及国家政治体制和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十年之后，‘709’事件仍在塑造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法律制度。”
许多被拘留的律师和维权人士以各种“国家安全”罪名被判处重刑。
时任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周世锋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七年监禁。他是2000年代兴起的“维权运动”的核心人物，这场运动中，律师、知识分子、活动人士和记者开始通过法律途径挑战国家权力。
虽然中国宪法在纸面上规定了各种权利和自由，但这个运动试图利用这些法律保障来保护公民免受强制征地和财产征收、任意羁押、环境破坏等侵害，并取得了部分成功。
周世锋于2018年被取缔的律所，以代理一系列敏感人权案件闻名，包括三聚氰胺污染婴幼儿奶粉受害者、法轮功学员，以及如今旅居欧洲的异议艺术家艾未未。
除了官方的逮捕和判刑，当局还使用了其他压制手段，例如“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这一制度被警方用来实施秘密羁押。
一组联合国人权专家在2020年3月发布的报告正式承认，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是“强迫失踪的一种形式”。报告指出，中国当局利用这个制度“绕过刑事法律规定的正常程序，将个人关押在不公开的地点，时间可达六个月，期间没有审判，也无法见律师。这使个人面临遭受酷刑、非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的高度风险。”
这场打压不仅针对律师和维权人士，还波及他们的家属和关联人员，被权利组织称为“连坐”。
根据周一的联合声明，除了服刑之外，许多人“仍面临每天的警方监控、因骚扰而失去住房和工作、子女上学受限，以及禁止出境”。
“‘709’对我的影响无处不在，”一名在这场打压中被拘律师的妻子在声明中说，“我们单元门口装了高清摄像头。国家安全警察找我雇主谈话后，我无法找到工作，兼职也丢了。警察告诉邻居我们是‘卖国贼’后，我们被赶出了租的房子。”
自2012年秋天习近平出任中共领导人以来，中共坚决把国家安全置于优先位置，并以此为由加紧了对公民社会的打压。
2014年4月，习近平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概念，将国家安全范围从传统的政治、军事和国土三大领域，扩展到经济、金融、文化、科技等17个“非传统因素”。
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在2022年10月进一步提升，习近平作为总书记在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首次单独设立了国家安全章节。这次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建设强大繁荣中国的前提，”习近平宣称。他强调，要“坚决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国家安全工作“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在打压人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的同时，北京在过去十年中还扩大了打压范围，包括被指控侵犯维吾尔少数民族的行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在2022年8月的报告中认定，存在“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
自2020年6月实施香港国安法以来，对香港各种自由的打压，实际上终结了当地支持内地律师公平待遇的活动。许多参与维权的香港律师，例如何俊仁、邹幸彤，也在“709”十周年前夕被拘捕入狱。
“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政府试图铲除那些为人民维权的律师的影响力，同时迫使其他法律从业者为中共的政治议程服务，”人权观察中国部副主任王松莲说。这家总部位于美国的人权组织指出，中国当局一直在向法律界施压，要求他们对中共“绝对忠诚”，强制律所建立党支部并服从党的领导。
对中国政府来说，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十周年。2015年7月1日，就在“709”打压发生前几天，国家安全法正式颁布。
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刘海星在7月1日刊登在《人民日报》的文章中称赞，这部法律为国家安全立法体系“开启了全新篇章”。他表示，中国如今有40多部法律和60多项行政法规专门涉及国家安全，还包含200多部其他法律和法规中有关国家安全的条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