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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杂志深度分析：印度的大国幻想，其实阻碍了自己的宏伟抱负

增长期，使数百万人摆脱贫困，并重新融入国际经济，成为全球增长的重要引擎。这也是美国将印度视为重要伙伴和中国潜在对手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无论印度近年来的表现多么令人印象深刻，仍逊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果。自1970年代末北京开放经济以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接近9%，1979年至2023年间有15年达到两位数增长。世界银行数据显示，相比之下，印度从未实现过两位数的GDP增长。因此，中国经济从1980年时与印度大致相当，发展到如今几乎是印度的五倍规模。北京还利用财富建立了比新德里更大、更复杂的军事力量，在印太地区的经济整合程度也远超印度，这不仅增强了经济影响力，还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影响，有时甚至形成压制效应。这也解释了为何尽管新德里在言辞上常显得自信，但在面对北京时仍显得谨慎犹豫，除非在华盛顿支持下才更愿意对抗。印度人当然对这种劣势感到不满。许多官员希望未来几年能追赶上北方的邻国。毕竟，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已大幅放缓，如今年均增长约为4%到5%，落后于印度的增速。中国经济面临多重挑战，可能长期抑制增长，包括房地产危机、高企的地方债务、以及其进入西方市场的限制不断增加。更重要的是，中国面临严峻的人口困境。经过多年放缓后，中国人口在2022年首次出现下降，老龄化速度迅速加快。劳动力的减少进一步威胁到中国长期的经济前景以及国家实力。相比之下，尽管出生率下降，印度人口仍在增长，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拥有庞大的劳动年龄人口。但中国的放缓并不意味着印度必然能够赶上。事实上，按照目前的趋势，印度的经济在本世纪中叶之前不太可能追平中国，甚至可能永远无法追平。要想真正与中国比肩，印度未来25年必须保持年均8%的持续增长，而中国只能以每年2%的极低速度增长。这种情形几乎不可能发生。印度尚未发展出有规模的制造业（而且很可能也不会，因为缺乏必要的比较优势），仍然奉行阻碍出口的过度保护主义，对研发投入不足。尽管拥有不少出色的科技公司，但整体技术水平仍然落后。印度在人力资本的提升上也尚未做出足够投资。因此，根据世界银行截至2023年的数据，印度未来二十年很可能保持在年均6%左右的增长率，这与过去十年的平均水平相当。如果真如此，而中国平均每年增长仅为2%，那么到本世纪中叶，印度相较中国的地位当然会有所提升：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中国的一半多一些。但中国在未来几十年仍有可能实现高于2%的年均增长。尽管面临挑战，中国仍然在多个方面相较印度拥有巨大经济优势，包括更高的识字率、技术熟练且相对健康的劳动人口、更强的科技能力和更丰富的资本储备。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投入巨大，比如人工智能、机器人、能源储存以及信息通信技术，这些领域的进步可能在人口困境下依然推动经济增长。如果中国年均增长达到3%，即便印度维持6%的增长速度，中国经济最终仍可能是印度的三倍左右。诚然，对长期经济增长的预测本身极具挑战性。但若以过去为参考，到本世纪中叶，印度确实会成为强国，但在中国、美国和欧盟构成的“四强”中依旧是最弱的一极，无法与中国并驾齐驱，更无法与美国相提并论。印度式道路因此，如果新德里希望牵制北京，就需要华盛顿。到2050年，印太地区其他国家——即便是澳大利亚或日本——也不足以弥补美国的重要性。欧盟或许在经济和军事上具备集体实力，但成员国并未像印太国家那样受到中国的威胁。因此，新德里和华盛顿未来将会——实际上也必须——持续合作。但那些期待两国建立无限友谊的人恐怕会失望。尽管存在弱点，印度仍不会接受与美国的正式同盟，两国关系也存在界限。因为印度不愿意参与任何集体防御安排，相反会竭力维护自己的非结盟地位。印度回避正式结盟，部分源于其殖民历史。印度首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曾承诺，印度绝不会成为任何强国的“跟班”，毕竟印度曾在大英帝国统治下受尽苦难。但这种态度同样出于一种信念：正在崛起的大国在尚未登顶前，不应做出任何可能削弱未来行动自由的承诺。印度决策者担心，加入盟约所附带的约束，特别是在涉及更强大国家的联盟中，不仅会使印度屈从于他国，还会限制其在国际体系各种地缘政治分化之间的回旋空间。本质上，新德里具有现实主义倾向：不信任任何国家会出于别的理由行事，而只会基于自身利益。印度认为，只有在援助国自身获利时，它才会得到外部支持。因此，只要美国和其他国家有制衡中国的利益，印度便期望获得支持，而无需为此做出重大妥协。基于这种世界观，新德里今后仍将继续推动国际秩序向多极化演变，即便这并不符合华盛顿的意愿。总理瓦杰帕伊在2004年阐述了这一目标，他表示：“印度不认为单极化是当今世界的平衡状态。” 他坚称，印度将努力建设一个“合作性的多极世界，容纳所有组成力量的正当愿望和利益”。印度各党派领导人普遍认同这种愿景，相信多极化才是世界的自然状态，国际体系正在走向多极化，或者多极化对于全球和平至关重要，因为能确保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对其他国家强行施加意志。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在他2020年的著作《印度方式：不确定世界中的战略》中提出，新德里应通过“识别并利用全球矛盾所带来的机会”来推进“国家利益”，从尽可能多的关系中获取最大利益。单极秩序削弱了这一战略，因为让新德里失去了在大国间平衡的空间。两极秩序则更有利，比如冷战期间，印度就在苏联与美国之间游走以获取利益。但多极化才是最佳状态。多极世界将存在更多裂痕与联盟，印度可以从中获益。在实际操作中，印度与多个国家和国家集团建立了多元化的伙伴关系，即便其中一些伙伴明显持有反美立场。新德里在这些平台上常常扮演调和角色，对美国有利。但有时，即便印度在双边层面深化与美国的关系，却在更广阔的全球舞台上遏制美国的影响。比如，印度在气候政策、贸易优惠、数据主权、电子商务规则以及全球治理等议题上对美国提出异议。在高层政治领域，印度反对美国对友好第三国实施的制裁，支持所谓“全球南方”反对西方主导的运动，继续维持与伊朗、俄罗斯等国的传统关系，即便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令人震惊。印度甚至试图与中国保持稳定关系，尽可能合作，以维持两国边界的和平。与华盛顿不同，新德里无法容忍双边关系剧烈波动，并且视美国未来政策走向，可能在需要时更靠近中国。不过，迄今为止，印度的这些努力并未使世界变得比以往更具多极性。事实上，若经济趋势持续，中美到本世纪中叶仍将处于领先地位，真正的多极化仍难以实现。届时，世界将呈现两极格局。若真如此，印度可能会陷入尴尬境地。一方面继续留在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非西方平台内，令华盛顿沮丧，却又发现北京在这些组织及众多非西方国家中比新德里更具影响力。迄今，美国历届政府对印度这种做法选择性忽视，但类似特朗普现政府这类更具批判性的政府上台后，可能会对印度的行为施加惩罚。例如，新德里推动部分双边贸易使用本币结算，而非美元，虽意在防范美国对第三国的制裁，但可能激怒民族主义色彩也变得浓厚的美国政府，进而限制与印度的合作。即便印度避免了这种报复，出于其他原因也应对多极化保持谨慎。在真正的多极体系下，新德里将无法再从美国提供的公共产品中受益，比如维护印度洋的海上通道安全。为此，印度将不得不承担比目前更大的财政与安全负担。而如果未来美国和欧盟决定让印度——这个组合中最弱的一极——自谋生路，印度可能在多极体系下的处境反而比在美国主导下或中美两极格局中更糟。因此，印度目前的做法——一方面谋求美国支持，一方面推动限制美国权力的多极化——既适得其反，又缺乏智慧。多数人的暴政印度作为强国的特质不仅取决于对外的外交策略，也深受国内政治发展的影响。在这方面，印度正经历深刻且危险的转变。几十年来，印度是民主奇迹。自1947年独立以来，举行了18次全国大选。选民平均投票率达60%，而且逐年上升。更重要的是，从一开始，印度就实行普选制，不论性别、种姓或经济地位。公民享有基本自由、平等和宗教权利，并可通过司法程序维护权利。 1975年至1977年，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宣布“紧急状态”，暂停这些权利，实行独裁统治并监禁反对派。然而，印度人民抵抗了她的专制，当她为寻求合法性而举行选举时，选民将她赶下台。使印度民主尤其令人瞩目的是，在通常民主失败的环境中蓬勃发展。政治学研究表明，一个国家人均收入水平与民主成功高度相关。多数第三世界新生民主国家独立后很快陷入专制，但印度并未如此。尽管贫困，印度的领导人通过公开竞争管理政治局势，使民主延续至今。印度之所以能保持民主，部分得益于其宪法。宪法包含多项保障尊重所有人的条款。为了防止多数人的暴政，印度将公民资格完全建立在出生地原则上，而非宗教、财富或种族等先赋标准。宪法还赋予少数群体实际的法律保护，例如管理其宗教与慈善机构的权利，超越了所有公民普遍享有的信仰、实践和传播宗教的自由。印度建立了联邦体制，为多种语言群体划分各自的邦，维护文化多样性。宪法通过赋权联邦与省级立法机关与司法机构，限制行政权力，并为公民社会提供空间，确保公民在言论、集会、结社等方面能切实表达自由。正是这些因素，使印度的政治体系不仅仅是民主的，更是根本上的自由主义。如尼赫鲁所说，这个国家的缔造者，希望“通过正义的手段建立一个正义的社会”。他们相信并证明了，即便是贫穷国家，也能坚定地保护个人权利，拒绝专制承诺的快速经济增长。但如今，印度正远离这种起点。与冷战时期即便经济欠佳仍坚守自由主义原则的印度不同，如今的印度在经济表现更好之际，却明显被不自由与专制倾向所污染。长期的世俗政治传统正在被印度教民族主义所取代，后者认为印度属于印度教徒，其他宗教少数群体充其量只是二等公民。这种被称为“印度教图瓦”的意识形态，曾被国家缔造者否定并边缘化，但从未消失，自1990年代起在印度政治中死灰复燃，首先通过人民党在当年代末赢得权力，并在2014年莫迪上台后更为彻底地掌权。这一崛起催生了疏离印度近2亿穆斯林和约3000万基督徒的政策。与此同时，人民党试图重新吸纳此前被边缘化的低种姓印度教徒，组建一个接近十亿人的统一印度教选民集团。而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还鼓吹，佛教、耆那教和锡克教其实都是印度教的变体。所有这些都源于一种更广泛的信念：只有起源于印度次大陆的宗教传统才是真正的印度人。对宪法世俗理想的攻击也伴随着日益增强的专制主义。这种转变并未通过修改宪法实现的——尽管有人提出要彻底更换宪法，相反是通过对归属感相关基本规范的侵蚀，以及对原本中立机构的武器化而发生。回溯紧急状态时期，莫迪政府动用税务机关和其他执法工具恐吓反对党、公民社会、监管机构以及一些反对党执政的邦。不过，印度的民主并未死亡。国家仍有竞争性选举，也隐约显示出可能重新走向自由。人民党在最近的全国大选中失去绝对多数，现需联合执政。实际上，这个党从未赢得过多数民众选票，而是通过简单多数制的选举制度获得议会多数。尽管人民党竭尽所能，印度教图瓦似乎并未获得大多数印度选民的认同。反对党仍掌控三分之一的邦。印度自由派虽处境艰难，仍在抵抗印度教民族主义潮流。司法及其他裁判机构偶尔仍对行政权力的扩张进行制衡。印度是否会成为不自由的强国，这个问题仍未有定论。但如果印度政治不再回归自由主义，将对世界产生严重后果。在世界亟需榜样之时，印度将不再是自由民主的典范。将无法强化自由国际秩序——这个秩序不仅承诺和平政治与经济繁荣，而且正日益受到攻击。事实上，若印度和美国都持续成为不自由民主国家，这个战后秩序——尽管两国如今都对其抱怨，但确实让两国受益良多——将遭受严重破坏。两个原本的自由民主国家若持续不自由，将强化其他国家中类似的政治力量。奥巴马在2015年新德里的一次演讲中，曾预见性地表示：“如果美国能够展现出多样性下的共处与合作能力；如果印度这样庞大、多元、充满差异的国家能够持续坚定维护自身的民主，这对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是榜样。” 如今，美国和印度似乎都正走向考验的失败。一个不自由的印度在实力上也可能更为虚弱。人民党的政策使印度在意识形态和宗教上更加分裂，而关于如何在议会中代表印度人口结构变化的问题尚未解决，这威胁着地区与语言的进一步撕裂。印度正愈发像高度分裂的美国。分裂对美国已造成机构功能失效与民主衰败，但对国家与社会本就更脆弱的印度来说，后果可能更为严重。分裂可能加剧新德里长期面临的武装叛乱，为外部势力在印度境内制造混乱创造机会。这些冲突还可能蔓延至印度周边地区，随着对穆斯林的意识形态敌意升级，加剧与孟加拉国及巴基斯坦的紧张关系。分裂还会增加印度的国内安全负担，消耗新德里本应用于对外扩展影响力的资源。即便分裂未导致更多内乱，也将削弱新德里动员国民积累国家实力的努力。权力失效适度的经济增长、持续追求与所有国家建立伙伴关系却与任何国家都无特殊关系，以及国内日益加剧的不自由，使印度的全球影响力低于其不断增长的物质实力。尽管印度将成为全球第三或第四大经济体，但其发展指标落后意味着庞大人口既无法享有相应生活水平，也难以像中国、美国和欧洲那样对国家实力的积累做出相称贡献。即便经济规模无可争议地扩张，印度仍将面临巨大贫困与不满问题，这可能威胁社会稳定与国家实力。如果印度的持续增长仍主要依赖国内市场扩展，而不像中国那样实现国际融合，其增长速度必然受限。同样，印度将失去影响更邻近地区国家决策的机会。学者们常指出，强国的最低标准是能在本国周边地区塑造决定性结果。而目前在东亚与中东，印度未能通过这一标准，未来数十年恐怕也难有大变局，尤其是考虑到中国与美国在这些地区的活跃程度。因此，将印度的经济命运更紧密地系于这些地区的变革已成必要之举，尤其是印度在南亚虽具天然主导地位，却难以将其转化为持久的地区霸权。即便未来二十年印度年均增长达6%，在亚洲仍将被中国超越。印度必须依靠外部平衡，也就是与外国力量全面合作以牵制中国。最佳合作对象仍是美国，因为即便在国内功能失效的情况下，美国在未来几十年仍可能是全球最强大的国家。新德里与华盛顿近年来在制衡中国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印度对与美国建立紧密伙伴关系的犹疑却令这一目标受挫。两国的经济联系本应因彼此的天然互补性而更为紧密，但最大的制约因素在于印度执着于通过多边结盟推动多极化，这种策略假设印度很快将能与中国、美国和欧洲并驾齐驱，进而可凭自身力量平衡中国。这种前景不仅遥不可及，而且妨碍了真正联合防御中国的建立。如果印度能够大幅扩充自身军力，独立抵消中国威胁，并在中国威胁下援助其他印太国家，这一不足或许尚可容忍。但在可预见的未来，印度要实现这两个目标都很困难。考虑到与中国当前以及未来的GDP差距，印度在国防现代化方面将难以与北方邻国竞争。北京的军事实力已超过印度，且由于国防开支占GDP比例较低，中国可以在较少影响经济增长的情况下进一步扩大军费，从而拉大军事优势。印度在联合防御建设上不愿与美国更紧密合作，这种态度虽可理解，却使对中国的制衡更为艰难。更糟糕的是，印度推动多极化的抱负在国际秩序诸多议题上与美国发生冲突，而当前与华盛顿合作本应是更为紧迫的优先事项。印度不应自欺欺人地以为，自己既能在独立遏制中国的同时，又能呼吁建立一个美国角色被削弱的多极世界。美国之所以在过去容忍印度的这种做法，部分原因在于两国曾基本都是自由民主国家。但随着双方都走向不自由，这种价值观纽带不复存在。双边关系可能转向以交易为核心，华盛顿可能会在合作条件上对新德里提出更多要求。特朗普在其第二任期内对印度的态度已经显示出这种演变。实际上，印度未来无法赶上中国，同时其坚持的多极化主张与美国根本利益相冲突，这将让美国非常为难。印度似乎只会在部分涉华事务上与美国合作，而在很多关键领域，即使涉及中国，也未必会与华盛顿并肩作战。如果新德里无法在亚洲有效制衡北京，华盛顿必然会重新评估应在印度投入多少资源与信任。一个自由主义的美国或许仍会支持自由主义的印度，因为这本身具有意义（前提是成本不至于过高，且新德里的成功仍符合某些美国利益）。但若印度或美国任何一方持续不自由，那么美国就再无意识形态上的理由去援助印度。可以肯定的是，一个以利益为中心、而非以价值观为基础的美印关系，并不会对任何一方造成灾难性后果。但这将意味着双方抱负的收缩。冷战后美印双边关系的转型，原本被视为改善与维护自由国际秩序的一种方式。如今，这段关系可能主要被限定在共同遏制中国的范围内。若真如此，不论是印度、美国，还是整个世界，都不会因此而变得更好。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21 00:00

日本5月出口8个月首降，特朗普关税冲击汽车与钢铁

Josh Lipsky，大西洋理事会国际经济主席，2025年6月16日：特朗普对盟友的关税削弱G7协调能力，日本需在CPTPP中寻求替代市场。 Glen S. Fukushima，前美国贸易官员，2025年4月15日：特朗普对日本的关税政策既批评又钦佩，反映其复杂的爱恨情结。瑞穗研究与技术，2025年4月：关税可能使日本GDP减少0.9%，汽车和钢铁行业受冲击最大。来源：今日美股网

今日美股网06-19 00:11

关于全球金融治理的若干思考——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2025陆家嘴论坛上的主题演讲（全文）

化、武器化，作为单边制裁工具使用，破坏国际经济金融秩序。在这种背景下，全球希望改善跨境支付体系的呼声不断高涨，新兴支付基础设施和结算方式不断涌现，推动全球跨境支付体系朝着更加高效、安全、包容、多元的方向发展。这一趋势未来会持续增强。一是跨境支付体系向多元化发展。币种方面，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使用本币结算，促进更多货币的国际化使用，单一主权货币主导跨境支付的局面正逐步改变。渠道方面，除传统的代理行模式外，新兴跨境支付系统、区域性多边支付系统等陆续出现，结算渠道更加多样，跨境支付效率进一步提升。经过十余年的建设与发展，中国已初步建成多渠道、广覆盖的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网络。二是支付系统和生态的互操作性不断提升。更多国家和地区延长支付系统运行时间、采用国际通用报文、推进快速支付系统互联互通，提高跨境支付的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以亚洲为代表的国家和地区通过二维码支付互联互通，大幅提高了零售支付生态的互操作性，极大便利了居民跨境支付。三是新兴技术在跨境支付领域加速应用。区块链和分布式账本等新兴技术推动央行数字货币、稳定币蓬勃发展，实现了“支付即结算”，从底层重塑传统支付体系，大幅缩短跨境支付链条，同时对金融监管也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智能合约、去中心化金融等技术也将持续推动跨境支付体系的演进和发展。第三个问题，关于全球金融稳定体系。 2008年金融危机前，国际社会主要依赖以IMF为主的全球金融安全网进行事中事后救助。危机之后，进一步强化了金融监管规则等事前防范机制。一方面，多层次的金融安全网持续完善。在去年3月的博鳌亚洲论坛上，我就加强金融安全网建设作了演讲。在全球层面，近年来，IMF不断增强危机救助能力，强化政策监督职能，扩大政策监督范围。在区域层面，欧洲稳定基金、拉美储备基金、亚洲清迈倡议、阿拉伯货币基金等相继建立，成为相关地区金融稳定的重要支撑。在双边层面，美联储、欧央行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通过货币互换机制，在危机时期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新兴市场本币互换合作也在稳步推进。目前人民银行与30多个国家和地区央行或货币当局签订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成为全球金融安全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基于监管规则的危机防范体系不断完善。金融危机后，国际社会对全球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包括发布《巴塞尔协议III》，增强银行机构的稳健性、强化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等。中国一直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标准的制定与实施，是少数全面实施《巴塞尔协议III》的经济体之一；已建立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框架，中国系统重要性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已全部达标；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能为99%以上的存款人提供全额保障；出台并全面实施资管新规，影子银行风险大幅压降。当前，全球金融稳定体系正面临一些新的挑战。第一，监管框架仍然碎片化，甚至出现“竞争性逐底”的倾向。近来，《巴塞尔协议III》等国际监管规则的执行受成员国国内政治因素影响出现摆动，可能会带来监管套利，削弱全球金融稳定体系。国际社会应积极落实已议定的监管改革措施，防范监管套利和风险跨境传导。第二，数字金融等一些新兴领域监管不足。比如，对于快速扩张的加密资产市场和气候风险相关的监管框架，全球监管协调不足，监管的取向大幅摆动并受政治的驱动太强；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应用，缺乏统一监管标准。全球需要加强监管协同，补齐监管短板。第三，对非银行中介机构的监管仍然薄弱。过去20年，非银行中介机构在全球融资中的比重大幅上升。这类融资稳定性较弱，透明度较低，杠杆水平不断上升，监管有待加强。我们认为，以强有力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核心，构建多元、高效的全球金融安全网，维护全球金融监管规则的一致性和权威性，是危机防范与化解的关键路径，也是应该继续坚持的方向。第四个问题，关于国际金融组织治理。二战后，国际社会从IMF和世界银行起步，逐步建立了多层次、多维度的国际金融组织体系，覆盖了国际政策协调、金融监管规则制定、多边开发机构等领域，成为开展国际金融治理的主要制度性平台，对于促进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维护全球金融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全球经济格局变化，IMF、世界银行等主要国际金融组织和一些区域性金融组织的份额和投票权长期缺乏实质性调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占比明显低于在全球经济中的实际地位。国际社会还应关注，个别成员国奉行单边主义的政策取向，干预和影响了国际金融组织的治理和运作。国际金融组织需要与时俱进推进治理改革，动态反映成员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地位，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代表性，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提升治理效率。在诸多国际金融组织中，IMF处于核心地位，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IMF是以份额为基础的国际金融组织。份额规模决定了IMF的危机救助能力，份额占比决定了成员国在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和获取融资的规模。当前IMF的份额占比没有能反映成员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地位。按照已达成的共识，尽快推动份额占比调整，是IMF完善治理、提升自身合法性、代表性的关键。当前，全球经济面临高度不确定性。在完善治理结构的同时，主要国际金融组织应进一步强化经济监督职能，客观评估全球和各国面临的风险，积极引导各国坚定支持经济全球化和多边贸易体系。加强对各国的政策引导，强化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稳定。各位来宾：完善全球金融治理，需要各方加强对话与合作。我们将坚持走改革开放之路、多边主义之路，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为构建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贡献力量。最后，预祝本届陆家嘴论坛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金融界06-18 11:47

美联储政策制定者召开会议，新数据引发增长担忧且地缘政治风险上升

另一风险。荷兰国际集团（ING）首席国际经济学家詹姆斯·奈特利（James Knightley）指出，零售销售数据未针对通胀进行调整，而考虑到价格上涨后，这一下降“描绘出一幅疲软图景，反映出消费者信心读数低迷。家庭担心关税引发的价格上涨会挤压消费能力，同时受访者对就业前景变得更加谨慎，这表明今年消费者支出将继续降温。” 如何平衡增长放缓的风险与预期通胀上升的风险，将成为美联储政策制定者周二和周三辩论的核心，同时他们可能还会讨论中东危机的影响。美联储预测外界普遍预计，美国央行将把基准利率维持在4.25%-4.50%的区间（自去年12月以来一直处于该区间），并重申在更清楚特朗普的进口关税和财政政策是推高通胀、削弱增长，还是如他的政府所声称的那样。在物价回落的同时保持增长正轨之前，无法提供太多指引。特朗普已要求立即降息。然而，以色列和伊朗之间连日来激烈的导弹交锋，在油价周二再次飙升后，让美联储有更多理由保持谨慎，这也可能成为新的通胀源头。这场冲突凸显了美联储官员所说的不确定性，自特朗普今年1月重返权力并推出比预期更激进的提高进口税和改写全球贸易规则的举措以来，这种不确定性一直主导着他们的政策辩论。美联储官员和许多经济学家普遍预计，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将对美国经济产生滞胀效应，同时放缓增长并推高物价。而货币政策路径（无论是降息还是将借贷成本长期维持在当前水平）将取决于哪个问题看起来更严重。美联储将于美国东部时间周三下午2点（北京时间02：00）发布新的政策声明以及更新后的经济和基准利率预测，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JeromePowell）计划半小时后召开新闻发布会。相比政策决定本身，美联储的《经济预测摘要》可能会吸引更多关注，因为分析师和投资者希望从中寻找证据，了解美联储官员对前景的看法较3月上一次预测时发生了哪些变化，3月时特朗普关税计划的影响范围尚未明确，但也是在他因市场普遍负面反应而推迟部分最严厉关税之前。 3月，美联储官员下调了对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上调了对通胀的预期，但维持了今年两次降息25个基点的中位数预期。尽管这一利率展望与去年12月一致，但美联储“点阵图”中观点的分歧缩小。一些分析师预计，鉴于美联储强调控制通胀，以及预期特朗普的新关税仍将导致价格上涨，点阵图可能会进一步向鹰派倾斜。摩根大通（JP Morgan）首席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费罗利（Michael Feroli）周五写道：“贸易政策的发展可能已导致美联储预测发生重大变化”，预计今年经济增长将比3月预期的更慢，通胀更高。 “这些滞胀性修正并未指向点阵图修正的明确方向。即便如此，我们认为点阵图将小幅向鹰派方向调整”，预计今年仅降息一次。

金融界06-18 07:57

G7峰会聚焦贸易战与全球动荡，特朗普成“场内最大不确定因素”

报的支持，引发舆论哗然。大西洋理事会国际经济主席约翰·利普斯基（John Lipsky）在会前撰文指出：“G7成立的初衷，是让世界主要民主经济体就共同的经济和地缘挑战达成协作。但当不稳定的根源出现在G7内部时，峰会本身也将面临信任危机。” 他补充称，特朗普希望G7各国联手应对中国的“经济胁迫”，但其他国家或将反问：“如果你不对盟友征收关税，大家更容易协调行动。” 中东危机与对俄立场或引发“外交火花” 除贸易摩擦外，乌克兰问题与中东冲突也是本次G7会议的隐性“炸药桶”。特朗普至今对是否扩大对俄制裁持模糊态度，而以色列与伊朗的最新冲突已造成数百人死亡，引发全球经济面临新的通胀压力。作为以色列主要盟友，美国已协助拦截部分伊朗导弹，其他国家则呼吁双方克制。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的不确定性或让本届峰会“火药味十足”。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直言：“2018年特朗普上一次来加拿大参会时，把G7搞得像真人秀。这一次，在关税战全面升级的背景下，场面可能更加紧张。” CSIS进一步警告，若各国不正视特朗普对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质疑，本届G7恐再度“以失败告终”。多边机构失效，G7协作变得更关键报告指出，面对AI技术、公共卫生危机与战争冲突等超出传统范畴的议题，多边机制的瘫痪已令全球陷入治理赤字，G7更需挺身而出。 “如今全球机构陷入地缘政治僵局，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G7等机制拿出实质性协调行动。”

埃尔瓦06-16 21:04

全球市场今日盯紧这件大事！中美高级贸易谈判代表将重启谈判 TA是关注焦点

会(Atlantic Council)国际经济学主席Josh Lipsky表示：“双方对达成的协议存在混淆、误解或故意曲解，这取决于你怎么看待它。他们留下了太多可以解释的地方，而他们都在随后的几周里为此付出了代价。”

tqttier06-09 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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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夜美股全复盘(5.30) | 英伟达涨逾3%，Q1营收超预期，Q2指引稳健

法院否决特朗普的贸易协议最高战略。“《国际经济紧急权力法》并未授权总统征收特朗普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四项行政命令中规定的关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地方法院法官鲁道夫·孔特雷拉斯在一项裁决中表示。该裁决下令对向两名原告征收的关税发出初步禁令。美国司法部的律师此前敦促孔特雷拉斯不要批准这些公司提出的禁令请求，称这将像“磁铁”一样吸引成千上万的其他公司挑战这项关税。孔特雷拉斯法官还称这些关税不符合法律，并决定这一命令暂缓执行14天，以便双方可以向法院提出上诉。关税 ①美国上诉法院允许特朗普关税政策暂时继续生效，此前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叫停了“解放日”关税政策 ②特朗普麾下官员对取得诉讼胜利表现得极具信心，还认为即使败诉也能另寻他法征收关税，同时关税谈判也将继续推进，未来几周会有三份协议 ④日本首相与特朗普进行了25分钟的通话。前者称如果需要，可能在G7峰会之前访问美国 ⑤印度官员：美国贸易团队将于6月5日至6日访问印度 ⑤美国财长：过去48小时贸易伙伴的态度没有任何变化。高盛：特朗普可使用其他工具弥补关税裁决影响 5.29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撤销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宣布的对等关税，高盛认为，此次对特朗普的贸易政策而言只属一个暂时性的挫折，相信可以通过其他关税工具来弥补。高盛称，虽然裁决增加不确定性，但不会改变大多数主要美国贸易伙伴所面临的最终结果，预计特朗普将找到其他方式来征收关税，例如以232条款来对钢铁、铝及汽车加征关税，又或者可以根据122条款在150日内征收最高15%的关税，以及根据301条款启动调查，不过这些都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实施。 2、戴尔盘后一度涨超9%，一季度AI服务器积压几乎是市场预估的两倍，二季度指引也超预期 5.30 戴尔科技2026财年一季度总体净营收233.8亿美元，分析师预期231.5亿美元。一季度基础设施解决方案集团净营收103.2亿美元。一季度调整后运营利润16.7亿美元，分析师预期18.2亿美元。一季度AI服务器（订单）积压规模增长至144亿美元，分析师预期78.8亿美元。。预计二季度营收285亿-295亿美元，分析师预期253.5亿美元。 e.l.f. Beauty(ELF.US)斥10亿美元收购护肤品牌Rhode 5.29 化妆品公司e.l.f. Beauty(ELF.US)公布，计划以高达10亿美元价格收购Hailey Bieber旗下美容品牌Rhode，以进一步拓展护肤品领域。公司指，当中包括8亿美元现金和股票，另外或根据Rhode未来三年的财报支付2亿美元。该交易预计将于2026财年第二季完成。 3、美国据报将禁止向中国出口半导体设计软件 5.29 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将要求一些当地企业，停止向中国出口与半导体设计技术相关的软件。根据报道，有关禁令将由美国商务部旗下工业与安全署发出。受影响的企业主要是拥有电子设计自动化(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EDA)技术的大型公司，包括Cadence、Synopsys及Siemens EDA等。三间公司合共占中国EDA市场约8成。暂时无法确定其他EDA技术公司有否收到同样的禁令。一名美国官员称，至少一间受影响公司已接获有关指令，正在评估事宜。美国据报暂停向中国商飞出售部分美国技术 5.29 据纽约时报，美国已暂停向中国出售美国的一些关键技术，包括向中国商飞出售的喷气发动机。两位熟悉此事的人士表示，此举是对中国最近限制向美国出口关键矿产的回应。据悉，美国商务部已经暂停了一些允许美国公司向中国商飞出售产品和技术以开发其C919飞机的许可证。 C919飞机由中国制造，但许多部件来自海外，包括由GE航空航天(GE Aerospace)和法国赛峰(Safran)制造的LEAP发动机。 4、马斯克：6月将首次交付自动驾驶Model Y车型 5.29 马斯克：特斯拉一直在奥斯汀公共道路上测试无人驾驶的Model Y车型(无驾驶员在车内)，目前尚未发生任何事故。这比原计划提前一个月，下个月，将实现从工厂到客户的首次自动驾驶交付。 5.29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特斯拉势将在6月12日于美国得克萨斯州奥斯汀推出期待已久的无人驾驶出租车(Robotaxi)服务，这将是马斯克围绕无人驾驶汽车和人工智能重塑公司业务的重要里程碑。 5、美国一季度企业利润大幅下滑1181亿美元 5.29 数据显示，美国企业利润在第一季度大幅下滑。美国企业一季度经库存估值和资本消耗调整后的当期生产利润下降1181亿美元。此前，2024年第四季度，美国企业利润增加了2047亿美元。 04 今日前瞻今日重点关注的财经数据（1）20:30 美国4月核心PCE

格隆汇05-30 07:17

金价跳水引发投资者“踩雷潮”，后市还能看多吗？

荡的背后，是多重利多与利空因素的交织：国际经济变化、美元汇率、地缘政治以及避险需求的此消彼长，使市场进入高波动状态。花旗银行研报称，近期金价回调的关键是全球贸易谈判的进展，降低了市场避险需求。同时，大量资金在高位集中流入，也加剧了波动。招商期货分析称，这是典型的“筹码密集区”调整特征。尽管短期走势不稳，多家机构依然对黄金长期前景持乐观态度。东吴证券认为，美国财政状况恶化、美债发行承压、美元信用下滑，将持续为黄金价格提供支撑。德邦证券则强调，当前正是进行黄金“左侧布局”的时间窗口。方正证券亦表示，金价当前处于阶段性调整期，但中长期逻辑依然稳固：美联储或将启动降息周期，全球央行继续购金，美元霸权地位松动，黄金仍具备上行基础。对于投资者而言，当前金市虽动荡不安，但背后的基本面未变。在高波动中保持理性，或许比盲目追涨更为关键。

琳琳总总05-28 23:49

现场人挤人！中信证券2025年资本市场论坛召开，重磅判断出炉，未来一年中国资产有望迎来年度级别牛市

不断完善中国经济长期改革的方向。对于国际经济，杨帆表示本轮“特朗普2.0”时期，相同点或在于私人部门将面临投资收缩，多数经济体财政政策将积极扩张加以对冲；不同点在于本轮美国面临的“成本推动型通胀”将侵蚀居民购买力，使其国内就业和消费同步走弱，给其他国家带来外需走弱风险。

金融界05-28 19:18

美国制造业回归的难点是什么？特朗普政策为何会适得其反？

对等关税（数日后暂缓），理由是加强美国国际经济地位并保护美国工人。文件显示，“美国制造”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特朗普2.0政府的经济和国家安全优先事项。关税措施的目标是逆转长期的贸易逆差，并给美国带来更高薪的工作岗位、生产更多的美国制造的汽车、家电和其他产品。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美元主导地位和金融治国、美国长期消费主义和低储蓄率、全球产业链分工等因素共同作用下，美国的国际收支整体处于“经常项目逆差+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的模式。特朗普政府誓要逆转的“贸易逆差”是指进口额大于出口额。截至2025年3月，美国进口额创下4190亿美元的历史新高，也推动贸易逆差刷新历史记录，达到1405亿美元。【美国贸易逆差，来源：stlouisfed】美国商务部此前表示，2025年Q1创纪录的贸易逆差拖累第一季美国GDP 4.83个百分点，使得经济增速录得2022年Q1以来的首次负增长。商品贸易逆差很大程度源于美国数十年来的生产制造外包。就2020年新冠疫情需求量极大的口罩而言，仅一年的时间美国医用口罩从90%美国生产变成95%外国生产。所谓的美国“制造业空心化”指的是美国制造业产出在全球制造业比重的下滑、在GDP比重的下降，以及产业外移、就业减少等现象。数据显示，美国2024年制造业总产值在全球制造业总产值的比率从2000年的25%下滑至15.9%；2024年Q4制造业总产值在美国GDP的比重从本世纪初的13%降至9.9%。【美国制造业总产值占美国GDP比重，来源：stlouisfed】二战后，美国在汽车、钢铁、飞机制造领域具备全球顶尖优势，制造业消化了超30%的就业人口。随着全球产业链分工、美国比较优势动态变化、美国经济结构向服务业倾斜、美国国内实施反垄断监管政策等，如今美国制造业人口在美国就业人数的占比仅8%左右。【美国制造业人口占美国就业人口比重，来源：stlouisfed】特朗普政府指出，美国在1997年至2024年失去了约500万个制造业岗位，这是史上最大的制造业就业下滑之一。美国制造业回流难点何在？无论是奥巴马政府、拜登政府，还是特朗普的两届政府，让美国制造业回流或增加制造业岗位始终是美国政府的重要事项。但是，美国制造业回流面临经济结构、全球化分工、人才结构和经济可行性等多重挑战。知名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表示，美国制造业并没有衰退，而是制造业就业在减少，美国政府的制造业回流计划的前提是有缺陷的，特朗普推动制造业发展是一种浪漫化的“怀旧政治”。 1、经济结构美国贸易逆差的扩大和制造业流失本质上是美国自身“金融-产业”模式系统性失衡的自然结果。美元的主导地位和高消费、低储蓄的经济结构推升了美国民众购买能力，他们从全球进口工业产品。美国长期从传统制造业向知识密集型和服务导向型经济转型，就业人口向非制造业部门流动，加剧了制造业空心化。 2、全球化分工在各国经济政治联系更加紧密的今天，无论是大型跨国企业，还是中小型生产商，他们都在利用各自的比较优势来布局商业。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为了追求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企业将劳动密集型的制造环节转移至人力成本更低、税收优惠的中国、越南和墨西哥等国。就苹果的iPhone而言，美国凭借技术优势和先进设计理念负责系统设计和开发，中国凭借人口红利以较低成本组装iPhone，日本和韩国则提供有竞争力的记忆体和显示面板。产业链碎片化极大增加产品完全本地化生产的难题，实际上在全球开放环境下，各国经济正在享受这种模式带来的好处。若要逆转现存分工结构，代价将是巨大的，包括制造业生态的重建、供应链成本的增加等。 3、技术和人才缺口随着美国就业市场向服务业和高科技业倾斜，传统制造业劳动力短缺，职业教育业也不足。这使得劳动力技能错配的问题在制造业回流过程中变得突出，自动化技术也正在取代部分人力。 CIBC Capital Markets指出，美国当前的失业率处于较低水平（2025年3月为4.2%），美国劳动力市场趋于紧张，无法恢复国内制造业，且这些工作对现代劳动力的吸引力也降低。据Soter Analytics报告，仅有14%的Z世代（常指1997年至2010年代出生的人，占全球人口的35%）群体表示会考虑从事工厂工作。美国制造业协会预计，到2033年美国制造业将新增380万个制造业工作机会，其中有一半将出现职位空缺。富国银行指出，这些职缺岗位是因为美国劳动力人口老龄化和更加严格的移民政策。另外，填补制造业职缺需要美国工人接受减薪，这类工作通常比金融等部门的工资要低得多。 4、成本劣势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远高于承接美国制造业外包的新兴经济体。据统计，美国制造业工人平均薪资是越南的16倍、墨西哥的11倍、中国的7倍。另外，制造业回流需要舍弃原本在其他国家的产业链成本优势，投资大量资金来重建本土供应链。除了建造过程中的成本，美国在物流等方面成本也较高。据4月CNBC的一项供应链调查， 57%的受访者认为成本是将供应链迁回美国的最大障碍，21%的人认为最大挑战是寻找熟练劳动力。 18%的受访者认为建立新的国内供应链成本将是当前成本的2倍，47%的人预计会增加两倍以上。以特朗普重点打击的苹果手机制造为例，Wedbush分析师预计，苹果在美国生产iPhone的成本为3500美元，而高配版iPhone 16 Pro售价也才仅1000美元。果链分析师郭明錤表示，苹果承受25%的关税反倒远比将iPhone组装线搬回美国要好。业内估计，苹果要转移10%的供应链回美国需要花费300亿美元和3年时间，全部转移需要5到10年。特朗普为制造业回归采取了哪些措施为了增加美国企业制造业的吸引力，特朗普2.0政府在企业和工人方面已经采取或将要采取一些综合性措施。减税：共和党正在竭力推动特朗普减税法案，减轻企业和个人税负。关税：对全球贸易伙伴国征收高额关税，一方面给美国进口施压，另一方面旨在促成更有利于美国产业的贸易协议。产业政策：打造“星际之门”项目；劝说或施压苹果、台积电、强生和本田等公司增加对美投资或设立工厂，吸纳本土就业；推行新的晶片出口管制措施来抑制竞争对手技术发展并巩固国内厂商的技术领先地位；简化流程以推动药企回归美国制造。技能培训：签署行政令加强技术工种职业培训。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Howard Lutnick）表示，社区大学将开始根据“新模式”培训人才从事未来的工作。他表示，“这是一种新模式，你可以在这些工厂里工作一辈子，你的孩子和孙子也在这里工作。” 卢特尼克称，新工作模式将是美国制造业的未来，它将能够创造仅需高中文凭就能达到8万美元起收入的好工作。关税政策为何难以推动制造业回归？尽管美国特朗普政府强调关税是一项实现经济目标的有效工具，但华尔街分析师却鲜有认可，他们认为用关税来驱动制造业回流的做法是无效的。 CNBC调查显示，61%的供应链和商业受访者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在“欺负美国企业”。考虑到美国熟练工人缺失、重建本土供应链耗时耗钱等，特朗普关税政策并不会真正使得制造业回流，超60%的受访者表示考虑将供应链转向更低关税的国家。高盛援引学术研究发现报告称，关税税率每增加10个百分点，受保护行业的就业率将提高0.2至0.4%；但关税驱动的成本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业率就降低0.3至0.6%。摩根大通CEO戴蒙表示，关税政策确实会减缓经济增长，会否导致经济衰退还未有定论。若关税谈判取得成功，这会给美国经济增长带来积极影响，如增加制造业；但是关税带来的负面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积累，很难逆转。原文链接

TradingKey05-28 1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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