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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选举中右翼政党崛起，主张日本人优先的排外主义支持率上升

下滑。随着参政党和日本保守党发表能吸引民族主义支持的言论，一些自民党选民预计会转投这些政党，导致自民党席次流失。参政党表示，将明确外国人流入的相关规定，设定管理目标。日本保守党则呼吁修改《出入境管理及难民认定法》，加强执法，并审查经营管理签证。国民民主党则修改了6月竞选纲领中的表述，原先写的是“审查对外国人过度的优待”，改成了“确保面向外国人的各项制度得到妥善实施”。党首玉木雄一郎解释说：“有人批评这是排外，我们调整了措辞，以免产生误解。” 也有一些政党在倡导多元文化共生。最大的在野党立宪民主党主张建立雇用外国劳工的制度，日本共产党则呼吁保护外国劳工的权利。主张对外国人采取强硬态度的日本政党，似乎也在借鉴海外持类似立场的政党。参政党党首神谷宗幣在本月的记者会上点名提到，美国共和党的“保守派分支”、德国极右翼德国选择党、法国极右翼国民联盟以及英国的改革英国党，称这些政党与他或参政党立场接近。名城大学的近藤敦表示，“参政党说的是‘日本人优先’，而不是‘日本优先’。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是聚焦国家利益，比如让美国再次伟大，但参政党强调的是要优先考虑日本居民的利益。”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数据，截至2024年10月底，日本外国劳工人数同比增长12.4%，达到230万人，占全部劳动力的3.4%。近藤敦指出，“随着外国劳工人数增加，如何教他们日语和日本社会规则成了课题。” 他补充说，“如果选举能促成面向外国人的政策体系性完善，那将是好事。”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18小时前

美国“魏玛时刻”汲取德国认信教会的教训

22年因出版《“美国伟大”宗教：基督教民族主义的问题何在？》(The Religion of American Greatness: What’s Wrong with Christian Nationalism)荣获福音派基督教出版协会最优奖。译者2024年初曾作文介绍“基督教民族主义”，并引用该书。（By 临风）【延伸阅读】川普同党2025颠覆美国计划的核心思想：基督教民族主义大多数美国基督徒都熟悉迪特里希·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的故事，这位德国牧师曾英勇地反抗纳粹。他和少数其他德国新教领袖聚集在一起，自称认信教会(Confessing Church)【注】。他们在1934年发表了《巴门宣言》(Barmen Declaration)，重申教会独立于纳粹政府，后者试图强迫他们加入官方的“帝国教会”(Reich Church)。【注】认信教会是纳粹德国时期德国新教内部的一个运动，该运动反对政府主导的将所有新教教会统一为一个亲纳粹的德国福音教会。他们属于德国教会的极少数，并被批评为“不爱国”。这个教派在二战后消亡。当本文的中文译本中对认信教会四个字加引号时，已经不再是指纳粹德国时期的认信教会，而是把这个词汇当作一个符号，一个当下的假设成立，即具独立性教会的代表，它并非是什么具体的宗派。他们的做法是正确的，但此时纳粹已根深蒂固、势力强大且深得民心。大多数巴门领袖失去了工作，数人被关进集中营，许多人因坚持反对纳粹暴政而被处决。潘霍华本人参与了一次刺杀阿道夫·希特勒的未遂行动。悲惨的是，他被捕入狱，并在二战末期殉难。 “廉价的恩典是宣讲没有悔改的赦免，没有教会纪律的洗礼，没有认罪的圣餐，没有个人认罪的赦免。廉价的恩典是没有门徒生活的恩典，没有十字架的恩典，没有活着并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的恩典。”（特里希·潘霍华：《做门徒的代价》）愿我们在“巴比伦的淫妇”（《启示录》里对罗马帝国的隐喻——译者注）冲我们而来时（既需要我们做真道捍卫者、殉道者时——译者注），都能如此勇敢。今天我们理应赞扬潘霍华。但如果我们有权批评我们的殉道者，难道不能说，尽管他们英勇无畏，潘霍华和认信教会最终还是来得太晚了吗？在纳粹于1933年上台之前，潘霍华和其他认信教会的领袖们在哪里？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当他们本可以有所作为时，他们在哪里？答案是，他们大多数人是各种中间派政党的成员，正在完成学业并建立自己的职业生涯。尽管他们后来表现出了英雄主义，但他们未能在共和国还可能被拯救时看到对共和国日益增长的威胁。当他们最终站出来坚持原则时，一切都已成定局。如果说认信教会在1930年代勇于坚持其独立性并公开反对纳粹，是正确的，那么更好的做法是更早采取行动——在1920年代，当共和国在左右极端势力的冲击下摇摇欲坠、而纳粹尚未掌权之时。认信教会所坚持的原则，并非只适用于他们所处的历史时刻；而是具有永恒意义的政治神学原则，应当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成为普世教会的约束与指引。对于2025年的美国教会来说，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无论你是左派还是右派，我们都容易把自己想象成正处于1933年的德国，仿佛正面对一个道德上等同于纳粹的敌人。这样的叙事让人感到道德清晰——善与恶界限分明，我们的责任也一目了然：唯一的问题只是我们是否有勇气去履行它。但这种类比可能具有误导性，它也让我们有借口忽视对“自己这边”的反思。我们应当能够识别来自政治光谱两端的不公义，而不是只关注对方的问题。事实上，一个更加困难、在智性与属灵层面都更具挑战性的历史类比可能是：我们并不是活在1933年的纳粹德国，而是活在1923年的魏玛共和国。被困于德国的左右翼之间在纳粹掌权的十年前，德国正由一个脆弱的共和国所统治。它混乱、腐败、软弱，几乎无人尊敬它。不同于美国建国时那种激励人心的故事，德国的共和时刻源于一次失败而不义的“伟大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其时有两百万德国士兵丧命。军事失败导致威廉二世皇帝退位，随后德国城市爆发了共产党起义，右翼准军事组织则展开反击，内战的阴影笼罩全境。魏玛共和国是在战乱和革命边缘仓促缝合出的临时方案。它以其创立所在的城市命名，面临着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欧洲把战争责任归咎于德国，并强加沉重的战争赔款；伤残老兵、战争寡妇和孤儿要求国家救助；恶性通货膨胀摧毁了人民的储蓄与生活水准——这一切发生在全球大萧条之前，却已让德国人陷入赤贫和饥饿。经济崩溃与国家羞辱为政治极端主义提供了肥沃土壤：左边是共产党，右边是法西斯。他们都宣称只有彻底的革命式变革才能解决德国的问题，否定现有体制，拒绝民主，宣扬各自的极端意识形态——都提供了简单、全面的答案。在他们眼中，政治道德只剩下一件事：投票支持党派路线。当共产党警告说法西斯是邪恶的，他们说得没错；而当法西斯宣称共产主义是威胁，他们也说得没错。那么，一个有政治良知的基督徒该如何行事？他们可以加入一些中间立场的政党，例如社会民主党试图在左派和共产党之间维持中心，但它始终薄弱无力；右派的各种民族主义或民粹政党也逐渐被纳粹吸收或边缘化。如果你希望发挥实质性影响，就不想把选票浪费在那些软弱无力的中间派身上。社会民主党不足以阻挡共产主义的威胁，而只有纳粹看似有能力扭转左倾的趋势。如果你相信共产党才是更大的邪恶，你可能会觉得出于道德责任应该投票给纳粹。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你更担心的是法西斯主义，那么右派的民族主义和民粹政党几乎无法区分，最后大多被纳粹同化，而社会民主党无能为力。如果你认为纳粹是最大的邪恶，你可能会觉得投票给共产党才是道义上的责任。最终，你会不知不觉地被推向极左或极右。我们都知道结局。法西斯主义最终被证明是更迅速、更具毁灭性的力量，它引发了世界大战和种族灭绝；但它的失败也促成了东欧共产政权的崛起，带来了集中营和延续数十年的极权统治。两个极端都不是答案。 “起初，他们来抓社会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社会主义者。然后，他们来抓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然后，他们来抓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最后，他们来抓我——而那时已经没有人能为我说话了。” ——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öller)，一位反纳粹的认信教会牧师被困于美国的左右翼之间如果在纳粹掌权之前就已成立，面对左右两边都存在道德邪恶、局势混沌的状况，一间“认信教会”会是什么样子？这也许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问的问题。如今，美国基督徒在“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这个问题上意见不一，对于历史类比能教给我们什么也存在严重分歧。对一些人来说，世俗进步派左翼就是纳粹在现代的化身：他们推动对未出生婴儿的“大屠杀”、在校园和新闻界培育一种威权文化，并要求国家认可并支持性革命的一切极端表达。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川普总统及其MAGA运动才是邪恶势力的代表：他们鼓吹战斗性的民族主义，要求对单一领袖的绝对忠诚，破坏法治，纵容政治暴力。如果这两种基督徒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都对呢？要发现“坏人”并不难——他们在我们周围随处可见。但如果我们意识到，不存在单一的“坏人”、一个邪恶政党或群体，而是有许多这样的存在，那么我们就应该谨慎，不要轻易将今天的美国等同于1933年的德国。或许今天美国教会的使命并不是去进行一场视死如归、反对某个“明确无误的道德邪恶”的英勇抵抗，也不是联合所有正义之士去对抗某一特定敌人。相反，也许今天教会的使命是：辨认出四周各种形式的不公义与邪恶，坚守自己的独立性，最重要的是成为一个倡导者——不是为任何一方政治势力辩护，而是为法治与各政治部落之间的和平代言。一间现代的“认信教会”应当拒绝“沉默主义”(quietism)，并肯定公共生活是不可回避的。我们无法选择退出公共广场。上帝造人是社会性的存有，人类始终处于社会、文化，乃至政治的关系之中。上帝喜爱公义，我们也应如此——而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我们被呼召去爱邻舍，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关注邻舍所生活的社会、文化与政治环境。如果所谓的“本笃选项”(Benedict Option)【注】意味着完全放弃政治参与，那就是对基督徒使命的失职。【注】The Benedict Option就是呼吁基督徒在现代世俗社会中，有意识地退回到小型的、信仰坚定的社区中生活，像中世纪的圣本笃修道院那样，坚持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不随波逐流。该名词来自Rod Dreher的一本书名。在一个多党制的民主制度下，这意味着我们往往必须在政党内、中间或通过政党去行动。“认信教会”不会否认党派参与的必要性，也不会逃避现实中的党派选举。但它也会清楚地承认，每一个人类制度——包括所有政党——都不可避免地被罪和不义所沾染。它会坚决拒绝任何一种“某一党派代表上帝”的说法。它会期待每一个政治团体都在某种程度上与不公义相勾连。英国《卫报》2024年4月7日的一篇报道：基督教民族主义者将川普奉为救世主–他们会成为他的救世主吗？这意味着，“认信教会”会劝勉其成员，不要将自己的忠诚交给任何一个政党——尤其是在今天这样的时代。我们可以在特定议题上与某个政党合作，例如堕胎、治安或扶贫问题，但我们不应该将自己的身份与这个党认同，更不该为它提供道德资本。我们应当对他们有所保留，即使只是为了传达一个信息：他们并不拥有我们。没有任何迫切的理由非得自称是共和党人或民主党人。不要给予他们把你归类为“自己人”的尊严。政党活动是否有一个道德的“红线”？一间“认信教会”会要求其成员严肃审视的不只是政党的竞选纲领，还有他们的行为方式。 1933年的纳粹党纲领并没有主张种族灭绝或发动世界大战；共产党的党纲也未曾写明要设立劳改营、强迫失踪或制造饥荒。但这些却是这两个党后来真实的“果子”。我们应当“灵巧像蛇”（马太福音10:16），并根据其行为的“果子”来判断，而不是轻信宣传机器、政权代言人或盲目支持者的宣传。（闻其言、观其行——译者注）在1933年以前，纳粹和共产党都遵守民主程序，参与选举。但纳粹党在此前的13年间已经表现出其行为模式：包括一次未遂政变（1923年的啤酒馆政变）【注】、街头暴力与恐吓、种族主义和对宪政秩序的蔑视。【注】啤酒馆政变是希特勒1923年在慕尼黑企图用武力夺权的一次失败政变，但这场失败却让他和纳粹党走上了通向权力的道路。共产党则公开宣称自己与国际革命运动为伍，该运动已在俄国推翻政府，并对反对者施加恐怖统治与谋杀。那么，纳粹的纲领重要，还是他们的行为重要？共产党的政纲重要，还是共产极权的现实重要？一间“认信教会”会问出最严峻的道德问题：在1920年代的德国，基督徒投票给纳粹是否在道德上是可接受的，因为当时他们尚未变成1939年的纳粹？同样地，投票给共产党是否合理，因为当时苏联的古拉格集中营还未成形？或者，我们是否应该认为，这些党的后来行为其实是他们早期意识形态种下的果实，因此他们的早期支持者也应当在道德上负有责任？今日的“认信教会”该如何度日？投票支持共和党的基督徒，蒙召要在共和党内部成为“盐与光”【注】。这意味着要成为呼吁共和党尊重法治的声音。【注】这是耶稣登山宝训里面一段十分重要的讲话，来自《马太福音》5:13-16：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你应当是最响亮的声音，谴责川普赦免“1月6日暴乱者”的行为，并反对他对制衡制度的破坏——这些制度本应限制总统权力的滥用。你应该为穷人和弱势者发声，反对川普所滋养的残忍、恶意与报复性文化。这种文化腐蚀了我们的公共生活，侮辱了我们共同的公民身份，也对那些成为川普政治打压对象的人构成了具体威胁。如果你保持沉默，你就是既轻信又有罪，参与了这个政党的罪——包括那些尚未发生的。投票支持民主党的基督徒，同样被召唤要在民主党中成为“盐与光”。这意味着要呼吁民主党尊重“自然与自然的上帝”【注】。【注】“自然与自然的上帝”引自《独立宣言》。《独立宣言》的开场白：“美利坚十三个联合州一致通过的宣言，当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一个民族必须解除与另一个民族之间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政治纽带，并依照自然法与自然之上帝的法则，在地球万邦中取得其独立而平等的地位时，出于对世人舆论的应有尊重，他们应当陈明促使他们分离的种种理由。” 近代“自然法”(natural law)的理念来自13世纪欧洲中世纪经院派哲学家和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后来，英国的约翰·洛克把这个概念融入他的社会契约理论。杰斐逊再把它引入美国的《独立宣言》。世俗左派有时散发出一种“无神、无根、唯权力是图、道德相对主义”的气味。他们今天否认超越性的“真理”，明天又宣布一种全新的(超验性)“真理”，接着他们的网络暴民就会对未能及时支持他们“当日热门议题”(cause de jour)的人进行霸凌与骚扰。正是因为缺乏道德基础，他们才变成了道德专制者，自信于自己关于种族、阶级、性别的新真理，并对国人不能立即跟上不耐烦。一个开放、宽容的古典自由主义的政府制度（指美国的民主宪政——译者注）无法在没有基础的情况下存活。杰斐逊在写《独立宣言》时指出，“自然与自然的上帝”应当成为我们制度的基础，他是对的。自然法具有超越性，但不具宗派性；它是一个所有宗教或无宗教信仰者都能一同立足的共同基础。这些，就是一间今日的“认信教会”应当在讲台与播客上传讲的内容。美国的基督徒迫切需要一套健全的公民参与神学，这套神学要教导共和政府的道德价值、法治的善、以及宪政制度的意义。它应当教导人尊重多元、警惕乌托邦幻想，并从历史上那些极权政治宗教及其恶果中获得智慧。它应当教导教会的成员如何批判性地与政党保持距离，在谨慎选择下与政党在特定议题上有限合作。教会应当教导会众说真话——始终、彻底、简单地说，不加修饰，不玩话术。在当今这个信息被操控的环境中，你能做的最激进的行为就是用朴素真诚的话语谈论真理、良善与美。一个要求我们“以谎言换取入伙资格”的政党，是绝不配拥有权力的政党。教会应当教导其成员：“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恩慈”（歌罗西书 4:6）。一个让你习惯用讽刺与半真半假的方式为党派赢取优势的政治文化，绝不会培养你去“思念那些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事”（腓立比书 4:8）。教会应当警告其成员提防“世上的智慧”（哥林多前书 1:20）。那些靠煽动恐惧与愤怒来换取点击量和广告费的媒体人，不过是最廉价的世俗哲学家。最重要的是，一间“认信教会”要教导会众分辨时代，并实行自我省察的伦理。耶稣曾问：“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马太福音 7:3-5）实行自我省察是顺服基督命令的重要步骤。有一种党派主义的风格是：任何对本方的批评都被视为背叛甚至叛国。在右翼，这种党派主义体现为“右派皆友人”的信条，同阵营中的种族主义者和仇恨分子只要选举日去投票，就对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左翼，这种党派主义则体现为不敢有“索尔贾姐妹时刻”【注】——不敢公开谴责其内部那些高呼支持哈马斯口号的极端分子，或那些将“多元、公平、包容”(DEI)变成压制异议、取消文化的工具的人。【注】A Sister Souljah moment就是用“批评自己人”来表明：我不是一味偏袒某一边，我有自己的判断力，我更接近常识和中间立场。一间“认信教会”会训练信徒认识到：这种党派主义本身就是对上帝的悖逆。如果你非得成为党派中的一员，那就做一个好的党派成员——一个好的把关者，一个愿意审视自身运动方式的人。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赢得更多选票”这种策略上的考虑，更是因为道德上必须坚持善的立场。我们正处于一个政治极端分子已经学会如何操纵我们的体系并劫持我们的政党的时代。他们很可能正在得逞。一间“认信教会”会用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著名箴言回应他们：“你可以决心过一种正直的生活。让你的信条是：容让谎言进入世界，甚至谎言会胜利。但不是通过我。” 政治极端主义或许会胜利，但不能借我之手。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7-10 00:00

纽约时报观点：这届英国首相正在人们眼前消失，随之而去的可能是工党政府

领导的改革英国党，提出的主张把煽动性的民族主义和“更美好英国”的希望结合在一起，这种危险的组合却极具吸引力。摆在斯塔默桌上的问题，似乎每天都在增加。进入执政第二年，问题在于他能否扭转颓势，成为威斯敏斯特的稳定核心。如果不能，他就有可能沦为一段本该由他书写的英国历史中的脚注。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7-08 00:00

“黄金+民族主义情绪”双轮驱动！加拿大股市强势回归创纪录

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在加拿大引发了消费者民族主义情绪的觉醒。加拿大人纷纷减少赴美旅行，转向本土消费。5月，加拿大对美空中旅行同比减少24%，陆路旅行更是暴跌38%，连续第五个月下滑。零售巨头Loblaw表示，加拿大制造产品销量上涨12%。CEO在财报电话会上指出，加拿大消费者对本土产品有强烈偏好，并正在调整采购策略以增加本地制造商产品。Metro和George Weston等企业也证实了类似趋势。这一趋势也反映在资本市场上，S&P/TSX消费品指数上涨10.6%，进一步巩固了市场的多重上涨基础。 Rosenberg总结指出，加拿大股市拥有不同于美股的结构优势，不仅拥有更高的股息与收益率，估值也更具吸引力。

Lisa06-24 00:41

纽约时报：美国轰炸不会让伊朗放弃从王权时代启动的核梦想

都是权力和威望的体现。” 核计划与极端民族主义密不可分，成为每日政府组织的“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游行背后的支撑。2006年，在内贾德总统任内，核计划几乎被神化。表演者手持据称含有某种铀成分的小瓶，庆祝伊朗拥有铀浓缩权利。这个计划采取了极为激进的双轨模式：一个是对伊朗能源需求贡献甚微的民用项目，另一个是秘密的浓缩项目，让伊朗与以色列和美国走向直接对抗。分析人士表示，数十年来对核计划的投资与崇拜，使任何伊朗领导人都难以轻易放弃。即使是那些对政府不满或不关心战略威慑的伊朗人，核计划也已成为民族自豪感的来源。最近出版了《最后的国王：美国、伊朗与巴列维王朝的垮台》的塔基耶说：“无论未来哪个政权上台、以何种方式上台，都会有类似的核追求。” 他说：“他们会强调核科学是最高形式的科学探索，会寻求拥有一个较为复杂且本土驱动的核计划。” 塔基耶表示，问题在于，这是否会像巴列维国王当年的雄心那样，“在某种程度上更能被美国接受”。斯坦福大学伊朗研究中心主任阿巴斯·米拉尼说，目前“哈梅内伊面临生死两难”。米拉尼说：“他可以听从自己过去的言辞和身边激进派的建议，那意味着试图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对美国在地区的舰船和基地进行报复。或者他可以在公开场合淡化对核设施的破坏，寻求与美国达成妥协，从而保住政权，等待下一次机会。” 米拉尼说：“无论哪条路，伊朗无辜民众都将付出沉重代价。”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24 00:00

外交杂志：以色列的空中战争是徒劳的，既无法摧毁伊朗的核项目，也无法推翻伊朗政府

政权的最大障碍。在于被攻击国家的民意或民族主义。面对外国军事干预甚至外国直接统治，民族主义情绪往往迅速高涨。这正是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扶植“民主政权”，却遭遇恐怖主义抵抗的根本原因，也是以色列在当前加沙军事占领中遇到类似困境的原因。空袭刺杀当地领导人只会加剧这种倾向。即便民众对现任领导人不满，并不意味着他们愿意接受一个靠空袭杀戮领导人的外国势力统治。以色列本应从自身经验中吸取教训：每当它暗杀一名恐怖组织领导人，接替者往往对以色列更加敌对。伊朗亦不会例外。陷阱以色列空中力量无法决定性摧毁伊朗核项目。伊朗可在残余基础上秘密重建项目，而西方对其核武研发的情报和监督能力只会更加薄弱。如果以色列真有策动军事政变的计划，早就付诸实施了。没有美国介入，以色列只能孤军奋战，面对比以往更危险的伊朗。当前局势正演变为特拉维夫与德黑兰之间的“城市战争”，两国相互攻击人口稠密的城市区域。随着平民伤亡不断增加，双方只会愈发强硬，后果日益严重。特朗普政府则在加沙战争中支持以色列，并在核谈判前威胁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而谈判现已几乎完全破裂。距离美国为打击伊拉克而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已过去二十多年，如今美国可能再次跟随以色列对伊朗动武。不过，美国介入并非不可避免。如果伊朗保持克制，特朗普可能会被劝阻而避免卷入另一场无休止的战争。美国当年正是因“9·11”袭击而动员起来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在没有重大挑衅的情况下，尤其对于像特朗普这样极度注重形象的领导人，很少有兴趣再冒险犯下类似的错误冒险。真若如此，以色列仍将孤身面对伊朗秘密核武化的可能。最终，以色列可能无法逃脱对智能炸弹的迷信，也难以避免再次陷入中东泥潭。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21 00:00

外交杂志深度分析：印度的大国幻想，其实阻碍了自己的宏伟抱负

的一大优势——自由民主，转而接受印度教民族主义。这一转变可能通过加剧宗教社区紧张局势和激化与邻国的矛盾，削弱印度的崛起，迫使其将安全资源更多投入国内，而牺牲对外影响力的扩展。这种专制倾向，还进一步破坏了曾经对印度有利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印度的相对弱势、多极化诉求以及专制倾向，意味着即便在名义上可以被视为强国，其全球影响力仍将低于自身的期待。成为全球第四大（或可能第三大）经济体，原本应象征着国际影响力的显著提升，但印度可能难以达到这种程度。即使到2047年，即独立一百周年时，印度可能仍需要依靠外国伙伴来抵御中国的力量。而由于印度长期对结盟乃至密切伙伴关系感到不适，争取外部支持可能会很困难，尤其是在美国的外交政策日益功利，甚至在华盛顿开始将新德里视为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在未来几十年，印度无疑将变得更强大，但却更难以有效运用这种力量，全球影响力将低于预期。巨大期望在冷战大部分时期，印度的经济表现未能发挥潜力。虽然印度克服了独立前一百年的经济停滞，但从1950年至1980年，年均经济增长率仅约为3.5%，远低于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上世纪80年代，印度在政府实施适度经济改革后，年均增长率提升至约5.5%。但与其他亚洲国家相比，增长速度依然乏善可陈。 1991年，印度总理纳拉辛哈·拉奥及其财政部长曼莫汉·辛格，对高度管制的经济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废除了通过过度监管、生产控制和封闭市场遏制经济增长的“许可证制度”。结果，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印度经济开始真正加速增长。此后，印度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约6.5%，创造了持续时间极长、前所未有的增长期，使数百万人摆脱贫困，并重新融入国际经济，成为全球增长的重要引擎。这也是美国将印度视为重要伙伴和中国潜在对手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无论印度近年来的表现多么令人印象深刻，仍逊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果。自1970年代末北京开放经济以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接近9%，1979年至2023年间有15年达到两位数增长。世界银行数据显示，相比之下，印度从未实现过两位数的GDP增长。因此，中国经济从1980年时与印度大致相当，发展到如今几乎是印度的五倍规模。北京还利用财富建立了比新德里更大、更复杂的军事力量，在印太地区的经济整合程度也远超印度，这不仅增强了经济影响力，还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影响，有时甚至形成压制效应。这也解释了为何尽管新德里在言辞上常显得自信，但在面对北京时仍显得谨慎犹豫，除非在华盛顿支持下才更愿意对抗。印度人当然对这种劣势感到不满。许多官员希望未来几年能追赶上北方的邻国。毕竟，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已大幅放缓，如今年均增长约为4%到5%，落后于印度的增速。中国经济面临多重挑战，可能长期抑制增长，包括房地产危机、高企的地方债务、以及其进入西方市场的限制不断增加。更重要的是，中国面临严峻的人口困境。经过多年放缓后，中国人口在2022年首次出现下降，老龄化速度迅速加快。劳动力的减少进一步威胁到中国长期的经济前景以及国家实力。相比之下，尽管出生率下降，印度人口仍在增长，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拥有庞大的劳动年龄人口。但中国的放缓并不意味着印度必然能够赶上。事实上，按照目前的趋势，印度的经济在本世纪中叶之前不太可能追平中国，甚至可能永远无法追平。要想真正与中国比肩，印度未来25年必须保持年均8%的持续增长，而中国只能以每年2%的极低速度增长。这种情形几乎不可能发生。印度尚未发展出有规模的制造业（而且很可能也不会，因为缺乏必要的比较优势），仍然奉行阻碍出口的过度保护主义，对研发投入不足。尽管拥有不少出色的科技公司，但整体技术水平仍然落后。印度在人力资本的提升上也尚未做出足够投资。因此，根据世界银行截至2023年的数据，印度未来二十年很可能保持在年均6%左右的增长率，这与过去十年的平均水平相当。如果真如此，而中国平均每年增长仅为2%，那么到本世纪中叶，印度相较中国的地位当然会有所提升：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中国的一半多一些。但中国在未来几十年仍有可能实现高于2%的年均增长。尽管面临挑战，中国仍然在多个方面相较印度拥有巨大经济优势，包括更高的识字率、技术熟练且相对健康的劳动人口、更强的科技能力和更丰富的资本储备。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投入巨大，比如人工智能、机器人、能源储存以及信息通信技术，这些领域的进步可能在人口困境下依然推动经济增长。如果中国年均增长达到3%，即便印度维持6%的增长速度，中国经济最终仍可能是印度的三倍左右。诚然，对长期经济增长的预测本身极具挑战性。但若以过去为参考，到本世纪中叶，印度确实会成为强国，但在中国、美国和欧盟构成的“四强”中依旧是最弱的一极，无法与中国并驾齐驱，更无法与美国相提并论。印度式道路因此，如果新德里希望牵制北京，就需要华盛顿。到2050年，印太地区其他国家——即便是澳大利亚或日本——也不足以弥补美国的重要性。欧盟或许在经济和军事上具备集体实力，但成员国并未像印太国家那样受到中国的威胁。因此，新德里和华盛顿未来将会——实际上也必须——持续合作。但那些期待两国建立无限友谊的人恐怕会失望。尽管存在弱点，印度仍不会接受与美国的正式同盟，两国关系也存在界限。因为印度不愿意参与任何集体防御安排，相反会竭力维护自己的非结盟地位。印度回避正式结盟，部分源于其殖民历史。印度首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曾承诺，印度绝不会成为任何强国的“跟班”，毕竟印度曾在大英帝国统治下受尽苦难。但这种态度同样出于一种信念：正在崛起的大国在尚未登顶前，不应做出任何可能削弱未来行动自由的承诺。印度决策者担心，加入盟约所附带的约束，特别是在涉及更强大国家的联盟中，不仅会使印度屈从于他国，还会限制其在国际体系各种地缘政治分化之间的回旋空间。本质上，新德里具有现实主义倾向：不信任任何国家会出于别的理由行事，而只会基于自身利益。印度认为，只有在援助国自身获利时，它才会得到外部支持。因此，只要美国和其他国家有制衡中国的利益，印度便期望获得支持，而无需为此做出重大妥协。基于这种世界观，新德里今后仍将继续推动国际秩序向多极化演变，即便这并不符合华盛顿的意愿。总理瓦杰帕伊在2004年阐述了这一目标，他表示：“印度不认为单极化是当今世界的平衡状态。” 他坚称，印度将努力建设一个“合作性的多极世界，容纳所有组成力量的正当愿望和利益”。印度各党派领导人普遍认同这种愿景，相信多极化才是世界的自然状态，国际体系正在走向多极化，或者多极化对于全球和平至关重要，因为能确保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对其他国家强行施加意志。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在他2020年的著作《印度方式：不确定世界中的战略》中提出，新德里应通过“识别并利用全球矛盾所带来的机会”来推进“国家利益”，从尽可能多的关系中获取最大利益。单极秩序削弱了这一战略，因为让新德里失去了在大国间平衡的空间。两极秩序则更有利，比如冷战期间，印度就在苏联与美国之间游走以获取利益。但多极化才是最佳状态。多极世界将存在更多裂痕与联盟，印度可以从中获益。在实际操作中，印度与多个国家和国家集团建立了多元化的伙伴关系，即便其中一些伙伴明显持有反美立场。新德里在这些平台上常常扮演调和角色，对美国有利。但有时，即便印度在双边层面深化与美国的关系，却在更广阔的全球舞台上遏制美国的影响。比如，印度在气候政策、贸易优惠、数据主权、电子商务规则以及全球治理等议题上对美国提出异议。在高层政治领域，印度反对美国对友好第三国实施的制裁，支持所谓“全球南方”反对西方主导的运动，继续维持与伊朗、俄罗斯等国的传统关系，即便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令人震惊。印度甚至试图与中国保持稳定关系，尽可能合作，以维持两国边界的和平。与华盛顿不同，新德里无法容忍双边关系剧烈波动，并且视美国未来政策走向，可能在需要时更靠近中国。不过，迄今为止，印度的这些努力并未使世界变得比以往更具多极性。事实上，若经济趋势持续，中美到本世纪中叶仍将处于领先地位，真正的多极化仍难以实现。届时，世界将呈现两极格局。若真如此，印度可能会陷入尴尬境地。一方面继续留在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非西方平台内，令华盛顿沮丧，却又发现北京在这些组织及众多非西方国家中比新德里更具影响力。迄今，美国历届政府对印度这种做法选择性忽视，但类似特朗普现政府这类更具批判性的政府上台后，可能会对印度的行为施加惩罚。例如，新德里推动部分双边贸易使用本币结算，而非美元，虽意在防范美国对第三国的制裁，但可能激怒民族主义色彩也变得浓厚的美国政府，进而限制与印度的合作。即便印度避免了这种报复，出于其他原因也应对多极化保持谨慎。在真正的多极体系下，新德里将无法再从美国提供的公共产品中受益，比如维护印度洋的海上通道安全。为此，印度将不得不承担比目前更大的财政与安全负担。而如果未来美国和欧盟决定让印度——这个组合中最弱的一极——自谋生路，印度可能在多极体系下的处境反而比在美国主导下或中美两极格局中更糟。因此，印度目前的做法——一方面谋求美国支持，一方面推动限制美国权力的多极化——既适得其反，又缺乏智慧。多数人的暴政印度作为强国的特质不仅取决于对外的外交策略，也深受国内政治发展的影响。在这方面，印度正经历深刻且危险的转变。几十年来，印度是民主奇迹。自1947年独立以来，举行了18次全国大选。选民平均投票率达60%，而且逐年上升。更重要的是，从一开始，印度就实行普选制，不论性别、种姓或经济地位。公民享有基本自由、平等和宗教权利，并可通过司法程序维护权利。 1975年至1977年，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宣布“紧急状态”，暂停这些权利，实行独裁统治并监禁反对派。然而，印度人民抵抗了她的专制，当她为寻求合法性而举行选举时，选民将她赶下台。使印度民主尤其令人瞩目的是，在通常民主失败的环境中蓬勃发展。政治学研究表明，一个国家人均收入水平与民主成功高度相关。多数第三世界新生民主国家独立后很快陷入专制，但印度并未如此。尽管贫困，印度的领导人通过公开竞争管理政治局势，使民主延续至今。印度之所以能保持民主，部分得益于其宪法。宪法包含多项保障尊重所有人的条款。为了防止多数人的暴政，印度将公民资格完全建立在出生地原则上，而非宗教、财富或种族等先赋标准。宪法还赋予少数群体实际的法律保护，例如管理其宗教与慈善机构的权利，超越了所有公民普遍享有的信仰、实践和传播宗教的自由。印度建立了联邦体制，为多种语言群体划分各自的邦，维护文化多样性。宪法通过赋权联邦与省级立法机关与司法机构，限制行政权力，并为公民社会提供空间，确保公民在言论、集会、结社等方面能切实表达自由。正是这些因素，使印度的政治体系不仅仅是民主的，更是根本上的自由主义。如尼赫鲁所说，这个国家的缔造者，希望“通过正义的手段建立一个正义的社会”。他们相信并证明了，即便是贫穷国家，也能坚定地保护个人权利，拒绝专制承诺的快速经济增长。但如今，印度正远离这种起点。与冷战时期即便经济欠佳仍坚守自由主义原则的印度不同，如今的印度在经济表现更好之际，却明显被不自由与专制倾向所污染。长期的世俗政治传统正在被印度教民族主义所取代，后者认为印度属于印度教徒，其他宗教少数群体充其量只是二等公民。这种被称为“印度教图瓦”的意识形态，曾被国家缔造者否定并边缘化，但从未消失，自1990年代起在印度政治中死灰复燃，首先通过人民党在当年代末赢得权力，并在2014年莫迪上台后更为彻底地掌权。这一崛起催生了疏离印度近2亿穆斯林和约3000万基督徒的政策。与此同时，人民党试图重新吸纳此前被边缘化的低种姓印度教徒，组建一个接近十亿人的统一印度教选民集团。而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还鼓吹，佛教、耆那教和锡克教其实都是印度教的变体。所有这些都源于一种更广泛的信念：只有起源于印度次大陆的宗教传统才是真正的印度人。对宪法世俗理想的攻击也伴随着日益增强的专制主义。这种转变并未通过修改宪法实现的——尽管有人提出要彻底更换宪法，相反是通过对归属感相关基本规范的侵蚀，以及对原本中立机构的武器化而发生。回溯紧急状态时期，莫迪政府动用税务机关和其他执法工具恐吓反对党、公民社会、监管机构以及一些反对党执政的邦。不过，印度的民主并未死亡。国家仍有竞争性选举，也隐约显示出可能重新走向自由。人民党在最近的全国大选中失去绝对多数，现需联合执政。实际上，这个党从未赢得过多数民众选票，而是通过简单多数制的选举制度获得议会多数。尽管人民党竭尽所能，印度教图瓦似乎并未获得大多数印度选民的认同。反对党仍掌控三分之一的邦。印度自由派虽处境艰难，仍在抵抗印度教民族主义潮流。司法及其他裁判机构偶尔仍对行政权力的扩张进行制衡。印度是否会成为不自由的强国，这个问题仍未有定论。但如果印度政治不再回归自由主义，将对世界产生严重后果。在世界亟需榜样之时，印度将不再是自由民主的典范。将无法强化自由国际秩序——这个秩序不仅承诺和平政治与经济繁荣，而且正日益受到攻击。事实上，若印度和美国都持续成为不自由民主国家，这个战后秩序——尽管两国如今都对其抱怨，但确实让两国受益良多——将遭受严重破坏。两个原本的自由民主国家若持续不自由，将强化其他国家中类似的政治力量。奥巴马在2015年新德里的一次演讲中，曾预见性地表示：“如果美国能够展现出多样性下的共处与合作能力；如果印度这样庞大、多元、充满差异的国家能够持续坚定维护自身的民主，这对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是榜样。” 如今，美国和印度似乎都正走向考验的失败。一个不自由的印度在实力上也可能更为虚弱。人民党的政策使印度在意识形态和宗教上更加分裂，而关于如何在议会中代表印度人口结构变化的问题尚未解决，这威胁着地区与语言的进一步撕裂。印度正愈发像高度分裂的美国。分裂对美国已造成机构功能失效与民主衰败，但对国家与社会本就更脆弱的印度来说，后果可能更为严重。分裂可能加剧新德里长期面临的武装叛乱，为外部势力在印度境内制造混乱创造机会。这些冲突还可能蔓延至印度周边地区，随着对穆斯林的意识形态敌意升级，加剧与孟加拉国及巴基斯坦的紧张关系。分裂还会增加印度的国内安全负担，消耗新德里本应用于对外扩展影响力的资源。即便分裂未导致更多内乱，也将削弱新德里动员国民积累国家实力的努力。权力失效适度的经济增长、持续追求与所有国家建立伙伴关系却与任何国家都无特殊关系，以及国内日益加剧的不自由，使印度的全球影响力低于其不断增长的物质实力。尽管印度将成为全球第三或第四大经济体，但其发展指标落后意味着庞大人口既无法享有相应生活水平，也难以像中国、美国和欧洲那样对国家实力的积累做出相称贡献。即便经济规模无可争议地扩张，印度仍将面临巨大贫困与不满问题，这可能威胁社会稳定与国家实力。如果印度的持续增长仍主要依赖国内市场扩展，而不像中国那样实现国际融合，其增长速度必然受限。同样，印度将失去影响更邻近地区国家决策的机会。学者们常指出，强国的最低标准是能在本国周边地区塑造决定性结果。而目前在东亚与中东，印度未能通过这一标准，未来数十年恐怕也难有大变局，尤其是考虑到中国与美国在这些地区的活跃程度。因此，将印度的经济命运更紧密地系于这些地区的变革已成必要之举，尤其是印度在南亚虽具天然主导地位，却难以将其转化为持久的地区霸权。即便未来二十年印度年均增长达6%，在亚洲仍将被中国超越。印度必须依靠外部平衡，也就是与外国力量全面合作以牵制中国。最佳合作对象仍是美国，因为即便在国内功能失效的情况下，美国在未来几十年仍可能是全球最强大的国家。新德里与华盛顿近年来在制衡中国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印度对与美国建立紧密伙伴关系的犹疑却令这一目标受挫。两国的经济联系本应因彼此的天然互补性而更为紧密，但最大的制约因素在于印度执着于通过多边结盟推动多极化，这种策略假设印度很快将能与中国、美国和欧洲并驾齐驱，进而可凭自身力量平衡中国。这种前景不仅遥不可及，而且妨碍了真正联合防御中国的建立。如果印度能够大幅扩充自身军力，独立抵消中国威胁，并在中国威胁下援助其他印太国家，这一不足或许尚可容忍。但在可预见的未来，印度要实现这两个目标都很困难。考虑到与中国当前以及未来的GDP差距，印度在国防现代化方面将难以与北方邻国竞争。北京的军事实力已超过印度，且由于国防开支占GDP比例较低，中国可以在较少影响经济增长的情况下进一步扩大军费，从而拉大军事优势。印度在联合防御建设上不愿与美国更紧密合作，这种态度虽可理解，却使对中国的制衡更为艰难。更糟糕的是，印度推动多极化的抱负在国际秩序诸多议题上与美国发生冲突，而当前与华盛顿合作本应是更为紧迫的优先事项。印度不应自欺欺人地以为，自己既能在独立遏制中国的同时，又能呼吁建立一个美国角色被削弱的多极世界。美国之所以在过去容忍印度的这种做法，部分原因在于两国曾基本都是自由民主国家。但随着双方都走向不自由，这种价值观纽带不复存在。双边关系可能转向以交易为核心，华盛顿可能会在合作条件上对新德里提出更多要求。特朗普在其第二任期内对印度的态度已经显示出这种演变。实际上，印度未来无法赶上中国，同时其坚持的多极化主张与美国根本利益相冲突，这将让美国非常为难。印度似乎只会在部分涉华事务上与美国合作，而在很多关键领域，即使涉及中国，也未必会与华盛顿并肩作战。如果新德里无法在亚洲有效制衡北京，华盛顿必然会重新评估应在印度投入多少资源与信任。一个自由主义的美国或许仍会支持自由主义的印度，因为这本身具有意义（前提是成本不至于过高，且新德里的成功仍符合某些美国利益）。但若印度或美国任何一方持续不自由，那么美国就再无意识形态上的理由去援助印度。可以肯定的是，一个以利益为中心、而非以价值观为基础的美印关系，并不会对任何一方造成灾难性后果。但这将意味着双方抱负的收缩。冷战后美印双边关系的转型，原本被视为改善与维护自由国际秩序的一种方式。如今，这段关系可能主要被限定在共同遏制中国的范围内。若真如此，不论是印度、美国，还是整个世界，都不会因此而变得更好。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21 00:00

【直击亚市】特朗普打击伊朗恐有极端后果！市场暂时松口气，这一幕恐令油价飙升

的电话录音中她对军方表示批评，反对派及民族主义团体持续施压要求其辞职。其他亚洲地区方面，印度将在周五公布外汇储备数据；新西兰市场当天休市。

云涌06-20 12:47

特朗普轰炸伊朗的雄心被入侵伊拉克的阴影笼罩：“当初我们全信了那些乐观言论”

大，人口大约9000万，军队更具能力且民族主义情绪更强烈。新保守主义者、特朗普首任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曾大力支持伊拉克战争，现在也支持对伊朗发动攻击。博尔顿周三说：“轰炸福尔多，了结此事。我认为这早就该做了。” 博尔顿曾撰写关于在特朗普手下任职的回忆录，激怒了特朗普。特朗普随后撤销了博尔顿的特勤局保护，尽管伊朗方面对博尔顿发出死亡威胁。两人现在已经不再联系。博尔顿表示，他不知道特朗普会做出什么决定。他甚至不确定特朗普自己是否清楚。但根据他的经验，博尔顿说，在国家安全危机中，特朗普常常“焦虑而急躁”。博尔顿说：“他会和很多人交谈，寻找某个能说出‘神奇话语’的人。他一听到什么，就会认定，对，这就是我相信的。直到下一次谈话之前。”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20 00:01

厌女症已成为保守派的政治策略，疫情如何助长了这一趋势

宣扬极端神权主义愿景，根植于白人天主教民族主义。在他主持的《美国优先》播客第1330集中说：“我希望女人蒙上面纱。我不希望她们被看到。我希望她们听从丈夫的话。” 这些言论始终与巴特克最初的观点一致，反映出像《2025计划》这样的政治文件中更全面的削弱性别平等的政治努力。其他公众人物也推波助澜。德克萨斯州巨型教堂牧师乔尔·韦本甚至主张应当公开处决那些指控男性性侵的女性——这是在“男性圈”社群中流传的骇人言论。从边缘到主流网络上的这些现象不仅仅是文化噪音，而是保守政治组织、媒体和右翼意见领袖有组织地操纵性别规范、破坏平等、瓦解几十年女权主义进展的协同行动。当厌女成为政治策略，不再局限于播客或表情包，渗入日常用语、法院裁决和公共政策，并且影响已经波及全球。这种现象也不是新鲜事。2012年，澳大利亚时任总理朱莉娅·吉拉德在议会中公开指出性别歧视性语言，包括她被称作“女巫”和遭到轻蔑的口哨声。她的发言揭示了政界厌女语言的正常化现象，同时也引发了舆论反弹，甚至有人错误地将反移民言论嫁祸到她头上。在德国2021年联邦大选前，绿党候选人安娜莱娜·贝尔博克遭到来自国外势力有组织的虚假信息和抹黑行动，试图破坏她的信誉，质疑她在公众眼中是否具备作为母亲的合格形象。经过数字处理的裸照、伪造的抗议现场照片以及虚假的信息图广泛流传。这些行动显示出，厌女言论如何被用作武器来操纵选举，甚至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2022年一项“Me too”运动的诉讼分析显示，尽管对性侵和性骚扰的认知有所提升，美国法院仍常用法律语言强化受害者指责，将受害者置于句子的主语位置。例如，“受害者未能抵抗”或“受害者没有立即报案”这样的措辞，把注意力转移到受害者行为，而非加害者行为上。这些细节继续影响更广泛的法律叙事和公众认知。数字平台是战场认清这些关联至关重要。极右翼势力正通过把性别问题包装成怀旧的“真理”或“传统”而不断壮大。需要认识到，数字平台并不是中立、怀旧的空间。相反，这些平台是争夺权力的对话战场。笑话、推文和演讲都具有真实的政治分量。在争取性别平等的斗争中，互联网不仅仅是反映多重现实的镜子。这是一种由科技行业打造、从未旨在民主化传播、劳动或社会角色的工具。如今，这个工具正被用来发出父权控制的信号，并重新确立父权统治。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20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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