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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万字长文：《内战？》

这在今天的美国，已成为一个严重问题。民粹主义与极端主义在混乱和不满中，常常会出现一些具有强烈个性、反精英并自称为“普通人而战”的领导者，他们被称为民粹主义者。民粹主义是一种政治和社会现象，诉诸于那些认为自身关切未被精英阶层重视的普通民众。它通常出现在财富与机会差距扩大、国内外不同价值观被视为文化威胁，以及“体制精英”掌握权力却未能有效为大众谋福利的情境下。当这些因素激起普通人的愤怒时，民粹主义者便乘势上台。这些民粹主义者可以来自左翼或右翼，其政治立场往往远比中间派更为极端，且倾向于诉诸普通人的情绪。他们通常具有对抗性而非合作性，倾向于排他而非包容。这会导致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者之间因无法调和的分歧而爆发激烈冲突。他们主导的“革命”所呈现的极端程度不尽相同。近年，美国在2016年选举中特朗普的当选反映出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而桑德斯、Elizabeth Warren、AOC等人的受欢迎则体现了左翼民粹主义的影响力。多个国家的政治运动中，民粹主义势头正在增强。将民粹主义与政治极化作为关键指标来观察。民粹主义与极化现象越严重，一个国家越可能处于第五阶段，越接近内战与革命。在第五阶段，中间派成为少数；到第六阶段，中间派几乎不复存在。阶级斗争在第五阶段，阶级斗争会加剧。这是因为，在困境和冲突加剧的时期，人们更倾向于以刻板印象将他人归类为某一阶级成员，并将这些阶级视为敌人或盟友。在第五阶段，这种现象开始明显加剧；到了第六阶段，则可能演变为极端危险的局面。第五阶段的一个典型特征，并在第六阶段进一步恶化的，是对其他阶级的“妖魔化”，这通常导致某一或数个阶级成为替罪羊，被普遍认定为问题的根源。结果便是排斥、监禁，甚至消灭这些阶级成员的冲动，这种情况会在第六阶段出现。种族、民族和社会经济群体经常在社会经济压力下被妖魔化。 “妖魔化”与“替罪羊化”是典型且危险的现象，需要我们密切关注。公共领域真相的丧失随着人们变得更加分裂、情绪化和政治化，由媒体歪曲和宣传导致的信息失真使人们愈发难以辨别真相。在第五阶段，交战各方往往与媒体合作，操纵公众情绪以获取支持、打击对手。换句话说，左翼媒体人与左翼政治力量合作，右翼媒体人与右翼政治力量联手，在“肮脏的战斗”中互相攻讦。媒体变得像义警一样肆无忌惮：人们经常在没有法院审判的情况下被媒体“定罪”，生活被彻底摧毁。在一战和二战期间，英国这个民主国家也设立了“新闻部”来发布政府宣传。顺从政府宣传需求的主流媒体出版商受到提拔，不配合者则被抨击和边缘化。革命者也同样在各种出版物中歪曲事实。法国大革命时期，革命者经营的报纸鼓吹反君主制和反宗教情绪，但这些革命者掌权后又在“恐怖统治”期间封杀持不同政见的报纸。在财富差距巨大、民粹思想盛行的时期，揭露精英阶层的故事在媒体中尤为受欢迎且具有商业价值——尤其是右翼媒体攻击左派精英、左翼媒体抨击右翼精英的内容。历史显示，这种活动的大规模增加是第五阶段的典型问题，而当媒体的舆论能力叠加其他惩罚手段时，媒体就变成了一个强大的武器。这一现象在当前已经广泛被认知。传统和社交媒体的“可信度”已跌至我们有生以来的最低水平。例如，一项2019年盖洛普民调显示，仅有13%的美国受访者对媒体“非常信任”，只有41%的人表示“有点”或“很信任”媒体。这一数字在1976年曾高达72%。这不仅是边缘媒体的问题，也是主流媒体和整个社会的问题。就连曾被视为新闻诚信典范的《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也经历了信任度的大幅下滑。除了政治动机外，在当前媒体行业财务状况紧张的背景下，耸人听闻的故事也变得更加有利可图。我接触的大多数媒体人士都与我有相同的担忧，尽管他们通常不会公开表达这些看法。这种动态正在阻碍言论自由，因为人们担心自己会在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中被故意扭曲和攻击，从而不敢开口。即便是非常有能力、有影响力的人，如今也因惧怕媒体而不愿公开发声或参选公职。由于几乎所有高知名度人物都会遭到抨击，我认识的几乎每一个人都认为，在公众面前高调、为真理和正义发声的人很危险，尤其是那些可能冒犯到擅长操控媒体的极端分子的人。这类问题虽然鲜少在公众场合被谈及，却在私下频繁被讨论。例如，我不久前与一位曾在政府担任高级职务的退役将军共进午餐，我们谈到了他下一步的打算。我问他最热衷的是什么，他说：“当然是帮助我的国家。”当我问他是否愿意竞选公职时，他回答说，尽管他愿意为国家牺牲生命，但他无法忍受敌人通过媒体和社交平台编造谎言来伤害他和他的家人。像他这样的将军，以及我认识的许多应当被社会聆听的人，现在都害怕公开讲话，因为他们担心被极端分子攻击，而这种攻击会通过耸动的媒体被放大。我的许多朋友都劝我不要公开谈论本书中这些有争议的问题，说这样做很可能会被人“媒体围剿”。我认为他们也许说得没错，但我不会因此而沉默。规则被抛弃，赤裸的斗争开始当人们为之激情澎湃的“诉求”比维护决策体系本身更重要时，这个体系就处于危险之中。规则和法律只有在两个前提下才能发挥作用：一是它们必须极其清晰，二是大多数人必须足够重视在规则体系内协作、愿意妥协以使体系良好运作。若这两个条件都未能达成，法律体系就岌岌可危。如果对立的各方不愿以理性方式彼此沟通，不愿为了集体福祉而做出让步（即放弃自己通过斗争可能获得的利益），那么就会出现某种形式的内战，考验相关各方的力量对比。在这个阶段，“不惜一切代价获胜”成为游戏规则，“不择手段”成为常态。在第五阶段的后期，人们不再讲理，而是彻底被情绪主导。当“获胜”成为唯一重要的目标时，不道德的斗争会以自我强化的方式不断升级。当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信念而战，却没人能达成共识时，整个系统便濒临内战或革命的边缘。这种局面通常会以几种方式表现出来：在第五阶段后期，控制权在手的人往往会将法律与警察系统当作政治武器。此外，私人武力组织也会兴起——比如打人夺财的流氓团伙，或者保护富人免受这些威胁的保镖力量。第五阶段后期，抗议活动数量明显上升，且愈发趋于暴力化。当广泛的不满在社会中爆发，且当权者放任其蔓延时，最终可能演变为暴乱；而一旦他们试图强力压制，局势反而可能爆炸。第五阶段后期的冲突通常积累至高潮，最终触发暴力冲突，这也标志着正式进入被历史学家称为“内战期”的阶段，我称之为“大周期”中的第六阶段。这引出了我的下一个原则：当你犹豫不决时，就离开——如果你不想卷入内战或战争，就应趁还能走的时候尽早离开。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第五阶段的晚期。历史表明，当局势恶化时，想要离开的人往往会发现“大门已经关闭”。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投资和资金流动，在这种时期，国家往往会实施资本管制和其他限制措施。从第五阶段（即财务状况极其糟糕，内外冲突激烈）过渡到第六阶段（即进入内战）的关键点，是社会中解决分歧的体系从“还能运作”变成“彻底失灵”。换句话说，就是系统崩溃到无法修复，人们开始彼此使用暴力，而领导层已失控。可以想象，彻底破坏一个体系/秩序并建立一个新的，比在原有体系内进行革命性改革要困难得多。虽然破坏体系会带来更多创伤，但它未必比继续在原有体系中运作更差。决定是否保留并修复一个运行不良的旧体系，或是彻底废除它并另起炉灶，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当这个“旧体系”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内部秩序时更是如此。但这种情况终究还是会发生，而且多数时候是出于情绪推动而非理性思考。当一个国家处于第五阶段（如当前的美国），最关键的问题是：这个体系还能承受多大压力而不至于崩溃？ “一人一票”的民主过程存在缺陷，即选民通常并不会像企业选高管那样仔细评估候选人的能力，而是被人气左右。历史也表明，在剧烈冲突时期，民主容易崩溃。民主制度要求通过协商达成共识并妥协，这意味着观点对立的人必须在体系内有效合作。这虽保障了各大群体的代表性，但也像所有成员观点分歧甚大的大委员会一样，其决策效率极低。民主制度的最大风险是其决策过程可能变得支离破碎、充满敌意，导致治理失效、结果恶劣，最终引发由民粹主义强人领导的革命——这些强人代表那些渴望秩序、渴望有力领导的大众。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历史显示，在严重冲突时期，联邦制国家（如美国）常出现中央与地方（州）之间关于权力划分的冲突。这种现象在当今美国尚不明显，但一旦出现，将标志着社会进一步向第六阶段演进。民主崩溃的案例实在太多，难以一一探讨。我虽然研究过其中一些案例并观察其模式，但尚未全面深入，这里也不会展开详述。不过我可以说，当第五阶段的各种因素被推向极端时——尤其是糟糕的财政状况、社会奢靡、内乱和外患等，就会形成一个功能紊乱的局面，进而引发由强人领导的权力争夺。典型案例包括：公元前400年代末至300年代的雅典、27年前的罗马共和国解体、1920年代的德国魏玛共和国，以及20世纪20-30年代转向右翼独裁（法西斯主义）以恢复秩序的意大利、日本和西班牙的脆弱民主。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类型的领导人以取得最佳效果。第五阶段是一个十字路口，一条路可能通向内战/革命，另一条则可能通向和平与（理想状态下的）繁荣共处。显然，和平繁荣之路是理想之路，但也是最难实现的路径。这条和平之路需要一位“强有力的和平缔造者”，他必须竭力团结国家，包括主动接触对立方，将他们纳入决策过程，并以一种多数人认为公平且运作良好的方式重塑社会秩序（即高度生产性、惠及多数人的新秩序）。历史上这种领导者极为罕见，我们唯有祈祷其出现。第二种则是“强有力的战斗者”，他具备带领国家穿越内战/革命烈焰的能力。第六阶段：当内战爆发时内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与其像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人在长期没有内战后所做的那样，盲目假设“这在我们这儿不会发生”，不如保持警惕，关注那些能表明其临近的标志。上一节我们探讨了在原有秩序框架内发生的非暴力革命，而本节则聚焦于几乎总是暴力性的内战和革命——它们推翻旧有秩序，并建立新的体制。我本可以研究无数实例来理解其运作方式，但最终我选取了我认为最具代表性的29个案例。我将这些案例分为两类：一类是导致体制或政权发生重大变革的，另一类是虽然爆发了激烈内战但未能推翻体制的。例如，美国内战是一场极其血腥的战争，但它未能彻底推翻当时的国家制度，因此归类为第二组。尽管这种分类不够精确，但我们不应因追求精准而阻碍我们识别原本无法看见的模式。大多数冲突基本符合本节所描述的典型路径，尽管也有例外。内战和革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从而彻底改变内部秩序。这类变革通常伴随着财富和政治权力的全面重组，包括债务结构、金融所有权以及政治决策体系的全面重建。这些改变是对原有制度无法内部解决的根本性问题的自然回应。几乎所有制度最终都会面临这种挑战。这是因为，几乎所有制度都会让某些阶级受益而让另一些阶级受损，而当这种失衡发展到一定程度，变得无法忍受时，就会爆发斗争，以决定未来的方向。当财富和价值观差距极端扩大，并叠加经济困境，导致体制对大多数人而言无法运作时，民众就会奋起反抗，要求更公平的制度。经济上最受打击的人群会试图从现有体制中受益的富裕阶层手中争夺更多财富与权力。革命者自然想要彻底改变体制，因此也自然会违反掌权者制定的法律。这类革命性变革通常通过暴力的内战实现，尽管正如前面提到的，也有可能通过和平方式实现，且不必彻底推翻体制。内战时期通常极为残酷。战争初期可能还表现为相对有组织的权力斗争，但随着冲突与情绪升级，各方为胜利不择手段，暴行程度迅速升级，远超第五阶段人们所能想象的程度。精英和中间派通常会逃亡、被监禁，或遭杀害。这些内战是如何发生的？前文中我已经描述了第五阶段的一系列动态，正是它们推动社会越过界限，进入第六阶段。在这一阶段，所有这些动态都会极度强化。接下来我将继续说明。内战与革命如何发生如前所述，积累财富并伴随财富差距扩大的周期，最终会导致极少数人掌控极大比例的财富，而多数贫困群体则通过内战与革命推翻富人统治。这种情况的发生次数远超人们的想象。虽然大多数典型的内战与革命将权力从右派转移到左派，但也有许多情况是将财富与权力从左派转移到右派。这类情况较少且表现方式不同，通常发生在现有秩序陷入无序与无能状态、大多数民众渴望强有力领导、纪律和效率时。这些新体制，无论左派还是右派，之所以成败，原因相同：成功的关键是是否能实现广泛的经济繁荣；若不能，则失败。因为广泛的经济繁荣是新政权成败的决定性因素，所以长期趋势是总体财富和财富分配的同步提升（即普通民众的经济与健康状况改善）。在亲历“大周期”的某一阶段时，人们常会忽视这种宏观图景。领导这些内战或革命的人，过去如此，现在亦然，通常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层出身者。这些领导人往往极具个人魅力，擅长组织并领导强大高效的革命组织，推动变革。虽然巨大的财富差距和经济困难通常是冲突的主要根源，但革命也往往是多种不满叠加的结果。革命过程中，不同诉求的群体通常联合起来推动变革，但在胜利后，他们之间往往会因权力和政策分歧发生内斗。如前所述，在内战/革命阶段，执政政府几乎总是面临严重的财政、信贷和购买力短缺。这种短缺促使政府寻求从富人手中掠夺资源，而富人则将资产转移至安全的地方或形式（如其他国家、外币、黄金等难以征税或不产生生产力的资产），这又促使政府实施资本管制，阻止这些外逃。更糟的是，内部混乱会引来外部敌对势力的挑战。因为内战削弱了国家的统一与能力，吸引外国趁虚而入。这也是为什么内战与外战往往同时爆发的原因之一。其他原因包括：情绪高涨、民粹主义者倾向于战斗、领导者发现对外冲突能团结国内民众，因而故意制造冲突，以及在极端匮乏中，为获取所需资源而更愿意对外发动战争。几乎所有内战都伴随着外部势力干预，试图左右战争结果以谋取自身利益。内战与革命的开端在发生时往往并不明显，只有置身其中时，人们才意识到。虽然历史学家会为其划定起止时间，但这些日期往往是人为设定的。内战极其残暴，因为这是一场生死之争。每个人都被迫选边站队，中间派在刀光剑影中最容易出局。在这种局势下，最适合成为领导人的是“鼓舞人心的将领型人物”——他们既能聚拢支持，也能赢得各类战斗。由于斗争极为惨烈，他们也必须够强硬，愿意采取一切必要手段赢得胜利。历史学家标注的“内战时期”通常只持续几年，并以掌控首都政府机构的一方为胜者。但如同开端模糊一样，战争的结束也往往不如历史记载那般清晰——战后争权仍可能持续多年。尽管内战与革命代价惨重，但若改革得当，往往能为未来打下更好的制度基础。内战或革命之后的未来走向，取决于战后的应对与重建方式。结论我对历史的研究告诉我，除了“演化”，世上没有什么是永恒的。在演化过程中存在着像潮汐般的周期循环——潮起潮落，难以抵挡或逆转。要想应对这些变化，关键在于了解自己正处于周期的哪个阶段，并掌握应对这一阶段的永恒和普遍原则。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应对方式也必须随之调整——换句话说，什么方式最优取决于所处的环境，而环境始终处于我们刚刚探讨过的那些动态变化之中。如果一个社会无法顺应变化，它终将走向衰亡。这就是为什么持续不断地改革、以适应变化才是最优之道。判断一个体系优劣的标准非常简单：它是否能有效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这一点可以通过客观指标加以衡量，我们也确实正在并将继续这样做。话虽如此，从历史中传递出最响亮、最明确的教训是：通过高效协作建立共赢关系、共同扩大并合理分配“蛋糕”，让大多数人都感到满意，比为财富与权力而内战、导致一方压倒另一方的方式，要更有回报、也少得多的痛苦。

金融界06-10 07:48

纽约时报评论：特朗普催生的腐败正在淹没美国，大坝正在崩塌

镀金时代是在19世纪末。那催生了美国的民粹主义运动，并最终开启了一个推动两党改革、提升民众对政府和政客期待的进步政治时代。今天，类似的条件正在酝酿。这种觉醒如果不出现，美国民主的终结或将成为另一种可能的结局。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09 00:00

纽约时报评论：民主党的麻烦比你想象的要大

语境中的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最后是全球民粹主义运动，催生了特朗普、欧尔班、英国脱欧，以及在各自背景下的莫迪、普京和习近平。全球民粹主义运动大约从2010年代初开始兴起。动力来自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不信任感，一种坚信社会制度被操控、腐败、充满恶意的信念。 2024年，我写过一项益普索民调，概括了这种民粹主义的时代精神。大约59%的美国人表示国家正在衰退，60%认为“制度已经崩坏”，69%认为“政治和经济精英不关心努力工作的普通人”，63%表示“这个国家的专家不了解像我这样人的生活”。这些数据和全球其他27个国家的受访者数据基本一致。共和党比民主党更有效地适应了这种时代精神的转变。特朗普讲了一个清晰的故事：精英在坑害美国人。他把一个自由贸易政党变成了一个保护主义政党，把一个国际主义政党变成了一个孤立主义政党。最近，乔治·威尔列出了一份清单，总结了特朗普如何背离保守主义正统观念，其行为和思维方式如何与保守市场自由主义时代的共和党人完全不同。威尔列出的特朗普转向清单值得完整引用： “1. 通过让政府，也就是政治，渗透社会，包括文化机构，来纠正公民的错误意识。 2. 相信政府有能力预判并掌控现代社会复杂干预的后果。 3. 借助产业政策挑选经济赢家和输家，认为未来是透明的，政府知道哪些企业应该繁荣。 4. 对国家各地区和经济各部门，尤其是制造业的演进进行中央规划。 5. 将治理与政党建设结合，通过建立依赖政府的派别联盟，就像罗斯福的新政那样（1935年的社会保障针对老年人，1935年的国家劳资关系法偏向工会，1933年的农业调整法案支持农民）。 6. 拒绝保守主义强调增长、简化税制的理念——不是通过削减减免来降低税率，而是把税收（包括关税）当作社会工程工具。通过税收系统而非拨款流程，将财富转移给特定群体。 7. 为了资助当代美国人消费政府商品和服务，不断从未来美国人那里借债。 8. 通过行政命令边缘化国会，确保总统至上。 9. 毫无限制的多数统治，因此反对参议院阻挠议事规则。” 特朗普放大了社会的疏离感，加上他那套末世论叙事，攻击整个社会制度，已经打造出一个颠覆式的政府。这一任任期中，他将比上一任还要深远地改变我们所生活的环境。我的很多民主党朋友，还没有真正意识到这场历史转折的深度。他们依然困在克林顿、奥巴马、拜登、佩洛西的旧有世界观中。但我感觉，接下来的几年中，动荡的局势会迫使民主党走上一条新的轨道。关键的一点由保加利亚出生的政治学家伊万·克拉斯特夫在和雅夏·蒙克的“好战斗”播客中提出来。他说：“每一次革命，都不止一种革命同时发生。” 他进一步表示：“如果这是一场革命，革命就会改变所有参与者的身份。没有哪个政党或政治人物能以原样走出这场革命。可以有列宁取代克伦斯基，却不可能在列宁之后还有克伦斯基。这就是完全不同的故事。民主党会像共和党一样，被特朗普式的革命深刻改变——不论是好是坏。” 如果你现在还在想民主党应该制定一些新政策以吸引工人阶层，那就想得太浅了。这已经不只是政策问题。民主党必须像特朗普那样，重塑党的身份，明确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问题是什么？他们要讲出一个全新的宏大叙事。近一个世纪以来，民主党依赖于过往时代的宏大叙事。首先是福利国家的叙事：美国太不平等了，我们可以通过大政府为人们提供经济保障。其次是解放叙事：历史不断前进，进步运动在为边缘群体——黑人、女性、巴勒斯坦人、LGBTQ群体——争取权利。这些都是高尚的叙事，但在全球民粹主义时代，它们已不再足够。民主党的第一个核心挑战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对制度怀有敌意的时代，而民主党主导着这些制度——大学、媒体、好莱坞、基金会、教师工会、文官体系等等。第二个挑战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精英与大众之间出现阶层裂痕的时代，而民主党是高度受教育群体的政党。民主党最近还在争论是否该用“寡头政治”这个词来攻击共和党。他们太受制于旧有叙事，以至于似乎没意识到，在很多人眼中，他们才是“寡头”。如果我能为民主党在开始重建的过程中提供几个建议，第一个就是：文化精英主义比经济精英主义更具压迫性。福利国家时代让民主党产生一种错觉，仿佛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联邦项目拨款来解决。但民粹主义时代的驱动力是社会怨恨，而非经济匮乏。每个社会都有一种“承认秩序”，这是一种模糊却普遍存在的体系，用于分配关注与尊重。当数百万人感到他们以及他们的价值观在这个体系中被忽视，他们自然会感到愤怒和被排斥。当然他们会选择那个说“我看到你了，我尊重你”的人——特朗普。如果民主党，乃至整个受教育阶层，不能改变他们的价值观和文化姿态，我怀疑任何一套经济政策都帮不了他们。事实就是，左派政党若无法在重大的道德问题上给出答案，就无法获得倾听的机会：信仰、家庭、国旗、对所有社会阶层人群的尊重。我的第二个建议是：关注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艾克在福利国家时代是共和党总统。他基本的态度是：我认同新政的基本框架，但我要以更理智的方式实现这些目标。你们可以信任我。对今天的民主党来说，这意味着：如果人们有理由不信任体制，而你又是体制的代表政党，那你就必须成为“彻底改革”的政党。你必须明确表示：特朗普是在拿喷火器烧制度，而我们则是要有效地改革制度。要做到这一点，你必须敢于挑战你的激进派团体：我们要以教师工会不喜欢的方式改革学校；以“不要在我后院”反对者不喜欢的方式改革土地规划；以在任议员不喜欢的方式改革国会；以这些团体不喜欢的方式讨论爱国主义和移民问题；我们要以这些团体不喜欢的方式，改革蓝州城市的治理方式。你真的认为靠职业政客能引领这种地壳级别的转变吗？这需要思想者、组织者、新一代，以及我们所有人。这是几十年的工程，而不是几个选举周期的事。清空头脑，重新思考。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07 00:00

福山：被毫不留情抛弃的马斯克

或感情使人相信或行动”），开宗明义反对民粹主义与极端身份政治，鼓励观点多元、理性辩论，而不是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主张在多元意见中通过“说服”实现共识，以抵抗自由民主面临的双重威胁：右派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与左派的意识形态激进主义——因为 “说服”，正是民主社会的基础。 Persuasion 汇聚了福山、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安妮·阿普尔鲍姆(Anne Applebaum) 等思想家，影响力遍及自由主义知识圈，被视为当代反对极端文化、倡导开放社会的重要声音之一。本篇收录于美国总统攻击美国 | 马川之乱栏目 2025 年 5 月 31 日作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美国著名政治学者、斯坦福大学教授，以提出“历史终结论”而闻名，主张自由民主是人类政治发展的最终形态。福山被视为自由主义传统中的重要思想家，与亨廷顿、基辛格等并列为后冷战时代的重要国际关系理论人物。他的理论曾影响克林顿政府对外政策，也被全球化时代的自由派精英广泛引用，著有《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政治秩序的起源》等。原文链接： https://www.persuasion.community/p/the-tragedy-of-elon-musk 玩火自焚：埃隆·马斯克的悲剧他不仅浪费了改革政府的良机，他的荒唐行径更毁了电动汽车的声誉。本文为非营利调查新闻编辑室“Information Justice（信息正义）”编译作品。已开通快捷转载，欢迎转载、分享、转发。文：弗朗西斯·福山译：临风编：新约客 1 不出所料，唐纳德·川普利用马斯克做“脏活”，而当马斯克从资产变成负担后，他就被毫不留情地抛弃了。 2 埃隆·马斯克就是我们这个被寡头主导的社会问题的典型代表。他在涉足政治之前所获得的赞誉无可厚非：特斯拉开创了一类全新的工业产品，并从无到有地成为一家严肃认真的汽车公司；SpaceX 成为美国发射行业的支柱；而星链在乌克兰战场上也证明了自己的价值。正如诺亚·史密斯（Noah Smith）曾经指出的那样，马斯克真正的天赋并不在于工程或科技，而在于他的工业组织能力，可与亨利·福特等先驱相提并论。 3 但马斯克也恰如其分地说明了“寡头问题”的本质。美国确实培养出了一批令人印象深刻的科技创业家，他们建立了全球领先的公司。但其中一些人不知道如何坚守本分。他们误以为自己在一个领域获得了成功和财富，就能够在其他所有领域也一样得心应手，结果闯入自己完全不擅长的领域。 4 真想不出还有谁在政治上的直觉比马斯克更差。他的家族背景也并不光彩：他的祖父曾试图在加拿大建立一个新纳粹组织，被政府阻止后迁居南非。而那恰恰是在 20 世纪50 年代种族隔离制度建立的时期（从他们的视角看“正是好时机”）。马斯克本人对自由派建制派的不满有其真实原因：任何企业家都会与华盛顿繁复的监管体系发生冲突。他的一个孩子接受了性别转换手术，这似乎也促使他从 2021 年起不断发出对“觉醒病毒”（woke mind virus）的抱怨。【延伸阅读】南非白人马斯克 5 然而，这时，技术本身也介入了。《纽约时报》最近试图通过追踪马斯克所关注的大约一千个 X（原推特）账号，重建他所生活的网络世界。这个世界与我，或我猜测大多数读这篇文章的人所处的世界完全不同。那里充满阴谋论、末日预言，以及对所谓“Marxism疯子”的激烈攻击，这些“疯子”据说就活跃在政治光谱的另一端。 6 在这个平行世界中，美国政府是由那些“Marxism疯子”操控的“深层政府”，他们完全脱离了民主选举领导人的控制。借用硅谷的流行说法，马斯克在成为 DOGE 掌门人后，感到自己有能力拆解美国政府的大部分架构。他本人以及他雇佣的许多工程师（很多才二十多岁）对政府实际职能毫无理解；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些他们不熟悉的预算项目，然后就将其简单地贴上“浪费、欺诈和滥用”的标签。川普允许马斯克拆解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因为选民普遍不喜欢对外援助，而他们自己也不了解 USAID 在人道主义援助和加强美国软实力方面的作用。【延伸阅读】美国顶级医生访谈：这是一场浩劫，这是一场空前危机从乡绅谈起：“马川之乱”关闭USAID，是美国衰败的开始 7 事实上，联邦政府确实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但这一问题的根源，恰恰与马斯克和其他保守派的说法相反。我们的文官体制并非“脱离民主控制”，而是被过度控制了。美国人长期以来对政府的怀疑，导致了层层叠叠的规章制度，以限制官僚的行为。这些官僚被激励去“守规矩”，而不是为公众解决实际问题。如果真的想提高政府效率，就必须让公务员有自由裁量权和常识来解决问题。例如，他们需要摆脱每年向国会提交成千上万份报告的义务——这些报告 99%都没人看。 8 马斯克缺乏政治判断力，在他被逐出权力中心时接受的一些采访中展露无遗。他从一个几乎全民宠儿（包括环保左派都喜爱他的电动车），变成了全美最遭人痛恨的人之一。他无法理解，为何自己捐赠 2.5 亿美元给川普竞选、举纳粹敬礼、支持德国极右翼政党 AfD，会招致批评。他反而认为，反对他的人“肯定是民主党出钱雇的”。 9 美国政治的悲剧在于，马斯克可能因为他对政治的误判，亲手毁掉了他最杰出的创作——特斯拉。商学院教的第一课就是：不要让你卖给大众的产品沾染政治色彩。倾向自由派的选民曾是特斯拉最忠实的顾客；我在帕洛阿尔托（Palo Alto，加州）这个非常自由的社区里，几乎每隔一辆车就是特斯拉。而川普的“MAGA”基本盘不太可能掏高价去买一辆电动车——更别提川普本人多次嘲讽电动车这种产品。与此同时，中国车企推出了更先进、更具竞争力的车型，而传统汽车制造商也正在迎头赶上。马斯克最近暗示，未来的增长会依赖无人驾驶出租车和类人机器人来弥补特斯拉在美欧销量下滑的损失，但类似的承诺他已经说了很多年。 10 马斯克在政治上的失误带来了双重灾难：他和 DOGE 团队对美国政府造成了巨大破坏，而他对特斯拉的忽视则让这家公司能否继续生存都成了疑问。如果特斯拉失败，整个国家都会受到影响。美国迫切需要证明：自己仍然有能力在金属加工的工业领域实现创新——而这在近些年已属罕见。特斯拉原本是低碳未来的先锋，还能盈利。而现在，这个未来或许会被中国夺走，中国的电动车被广泛认为已经遥遥领先全球。 *为方便手机阅读，编者进行了较多的断行处理。

加美财经06-07 00:00

欧盟称与美贸易谈判获得“新动力”，但企业却没那么乐观

美国政治的特点是不可预测性、个人利益和民粹主义，”该集团首席执行官马蒂亚斯·拉普（Matthias Lapp）表示，“德国良好的跨大西洋关系是通过数十年的外交努力和相互理解建立起来的。然而，对其稳定性的信心目前正遭受巨大损害。” 特朗普多次表达对欧盟及其在贸易中对待美国方式的蔑视，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上周日告诉他欧盟需要更多时间达成协议后，他态度缓和。她在通话中请求他将关税推迟到7月，这是他4月宣布新关税时最初设定的最后期限。特朗普告诉记者，他已批准这一请求。 “我同意推迟，”特朗普在新泽西度过周末后返回华盛顿前说，“她说我们会迅速会面，看看能否达成协议。” 冯德莱恩在社交平台X上表示，她与特朗普进行了“良好的通话”，欧盟准备迅速行动。“欧洲准备迅速果断地推进谈判，”她说，“为了达成一项好协议，我们需要（将关税谈判期限延长）到7月9日。” 谈判前景存疑据知情人士透露，欧盟与美国的谈判一直陷入僵局，美国要求欧盟单方面让步，向美国企业开放市场，而欧盟寻求一项双方都能获益的协议。欧盟已面临美国对其钢铁、铝和汽车征收的25%进口关税，以及对几乎所有其他商品征收的10%对等关税——在特朗普90天的暂停期于7月到期后，后者税率本应升至20%。在无协议情况下，税率可能增至50%，这可能推高从德国宝马（BMW， BMWG.DE）和保时捷（Porsche， PSHG_p.DE）到意大利橄榄油，以及法国奢侈手袋（LVMH.PA， PRTP.PA）等所有商品的消费价格，并影响需求。然而，目前尚不清楚50%的关税威胁是否适用于所有欧盟进口商品，还是仅适用于受美国对等关税约束的商品，对等关税不适用于钢铁、汽车和其他正在调查的产品，如半导体、药品和木材。

金融界05-27 08:06

这位对冲基金经理在过去两年里都取得了50%收益，他的大交易是这些

资本管制，并致力于削减政府开支。自这位民粹主义者于2023年12月上任以来，布宜诺斯艾利斯的MERVAL股指上涨约150%。西特隆称他买入的被低估的以比索计价的本地信贷资产是“完美交易”。他表示，上一次做出如此成功的交易，是2013年他做多美元兑日元，赚了超过10亿美元。（市场观察）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5-24 00:00

前副总统戈尔：这个国家堕入地狱的第一步

防范川普那种人顺便说一句，我们已看到民粹主义专制领导人如何把移民当作替罪羊，煽动仇外情绪，以攫取权力。而攫取权力是一切的目的。我们的宪法是国父制定的，旨在保护我们，防范川普那种人—— 不惜一切代价攫取权力、以获得更多权力的人。想象一下，对于未来将发生的十亿移民跨越国界，那些煽动仇恨的人会做什么。我们的民主将面临严重威胁。继续让气候危机给全球经济造成经济损失，现实吗？根据德勤公司(Deloitte)的数据，未来50年内，对气候变化的不作为将导致178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同期，气候行动将使全球经济规模增加43万亿美元。我们本可以抓住实现净零排放这个经济机遇。而错过这样的机遇，现实吗？一个与附近的硅谷特别相关的问题是：由于更强、更严重的气旋风暴和超级暴风雪造成供应链中断，半导体行业年收入损失将高达35%，这现实吗？让融资系统继续将整个非洲大陆完全排除在外，现实吗？非洲大陆是世界上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安装的太阳能电池板却比美国的佛罗里达还少。这是我们金融体系的耻辱。但是，非洲在建和准备开工的石油和天然气管道数量却是整个北美的三倍。这种体系下，继续维持现状是荒谬的。这怎么会是现实的？这公平吗？正义吗？为了保护化石燃料行业的利润，让我们的子孙后代陷入科学家警告的”人间地狱“，现实吗？事实证明，科学家50年前的预测完全正确。科学家现在警告，如果不迅速大幅减少燃烧化石燃料产生的废气排放，将会发生什么。过去的警告正确，难道我们不该更认真倾听他们现在的警告吗？听取已被证明正确的来源的建议，不现实吗？新出炉的所谓“气候现实主义”不过是变相的气候变化否定论。它假装一切正常，无视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这些所谓的“现实主义”从未对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结论提出任何可信的质疑。他们不作为，只说：“哦，解决这个问题是不现实的。” 如果凭主观愿望就能让问题消失，我倒是乐意看到。但那不会发生。残酷的现实是，化石燃料行业资金严重短缺。他们眼看着自己最大的两个市场逐渐萎缩：一个是电力，一个是运输。他们在能源市场上的份额正被可再生能源取代，因此他们非常恐慌。这也解释了他们为什么如此拼命利用其控制的政客去阻止有效的解决方案。当然，与控制排放相比，他们更擅长控制政客，他们在这方面已非常娴熟。他们是史上最资金庞大、最有势力的行业游说集团。与他们相比，大英帝国的东印度公司就像个卖爆米花的小贩。他们几乎就是全球霸王。无论是在我们称之为COP的缔约方会议上，还是在全球塑料公约的谈判中，他们都利用强大的资金和一贯的政治经济权力网络，阻止任何减排行动，也阻止减少塑料污染的努力。为什么？他们正在失去电力市场，因为去年全球新安装的发电设备中，93%是太阳能和风能的。电动汽车在大幅增长。他们说涨幅放缓了，但我们刚得到新的数据——美国的同比增长为18%，许多国家的增长速度比这快得多。因此，他们试图扩大第三个市场——他们告诉华尔街，他们将在未来35年内把塑料产量提高两倍，以弥补前两个市场预期的损失。对此，我们或许有话要说。这现实吗？我们已经发现——科学家说——一些海鸟因大脑中的塑料微粒而表现出类似阿尔海默症的症状，他们还发现，这种微粒会穿过人类的血脑屏障。而且在过去十年中，这种微粒的数量增加了一倍。我们真的想继续这样下去吗？这太疯狂了，但他们在这两个国际论坛上进行阻挠，在各国的审议中进行阻挠，在州和省，甚至在地方一级都进行阻挠。世界上任何地方，只要有人想通过立法或法规来减少使用化石燃料，他们就带着钱，带着游说者，带着被控制的政客，去竭力阻挠。而解决方案就是大家在旧金山气候周上所做的一切。我们必须站出来，改变这种状况。这也是他们大肆鼓吹贵得离谱、滑稽得不切实际的技术的原因，比如制造巨大的机械吸尘机，先把废气排入大气层，再吸回来。有一天这能成为现实吗？也许。但现在不能！差得太远了。他们把它当作个亮闪闪的东西，转移人们的注意力，说“看这里，看这里，这个好神奇，我们根本不需要停止烧化石燃料！我们可以继续烧更多的化石燃料，因为，看这个亮亮的东西。我们有了这台吸尘器。” 二氧化碳只占空气中分子的0.035%。用一个能源密集、荒谬、昂贵的方法过滤掉其他99.965%的分子？太荒唐了。事实上，可持续发展革命正在成为全球经济的引擎，具有工业革命的规模和影响，正以数字革命的速度发展。顺便说一句，在曾拥有能源自由市场的德克萨斯，去年新增发电量中，超过90%是太阳能和风能。那里的政客已经被控制了。他们在德州推动立法，从法律上要求任何太阳能和风能开发商，想获得开发可再生能源的许可，就必须先花时间和金钱开采更多的石油和天然气。这不是现实主义，是可悲。这是绝望的表现。他们不相信自由市场。他们只越来越依赖政客，他们叫政客跳，政客就跳；叫他们再跳，他们只问要跳多高。行动是绝望的解药因此，全球范围内，市场在发生转变。自《巴黎协定》签署以来，太阳能成本下降了76%，风能成本下降了66%，供电电池成本下降了87%。 2004年，Generation公司成立之初，全球一整年才安装一千兆瓦的太阳能发电设备，而现在，一天就安装这么多。不仅是可再生能源领域。我们看到，可持续发展革命正在席卷全球经济的其他领域，从交通运输到再生农业，到循环制造业，等等。因此，我们在这里为气候周拉开序幕，我们在地球日前夕聚集在一起，我们必须把这一刻当作发出行动号召之时。因此，我来这里不仅是为了回应摩根和埃文等人的邀请。我是来招募你们的。你们中许多人已在从事这项工作，但对于还没有加入的人，我是来招募你们的。我们需要你。现在是时候了，是采取紧急应对行动的时刻了，是总动员的时刻了。现在是审视企业、投资和公民参与的方方面面，确定你是否能为解决气候危机做出更大贡献的时候。我们很容易陷入自己版本的“气候现实主义”。有些人担心任务太艰巨，说个人作用太小，无法产生影响。有些人以此为借口：如果政府不采取行动，我们又能做什么呢？正如气候危机没有国界，政府和企业及全球经济重要参与者之间也没有职责划分。气候变化已经对你的生活和工作产生了影响，还将通过破坏供应链、增加风险、改变消费需求等方式对你产生更大的影响。这是我们必须动员起来保卫国家的时刻。请记住，对气候变化绝望的解药是气候行动。 60年代，琼·贝兹(Joan Baez)[注]正是在这座城市首次说出“行动是绝望的解药”(Action is the antidote to despair)。 [注]Joan Baez，美国歌手，词曲作者，社会活动家，其现代民谣题材包括抗议和社会正义。现在我们需要记住这句话。美国民权斗争中，当人们感到绝望时，马丁·路德·金指出如何克服那些会让你气馁、阻止你前进的东西。他说：如果你不能飞，那就跑；如果不能跑，那就走；如果不能走，那就爬。但无论如何，都要继续前行。这就是我们所处的境地。过去每一场以道德为基础的运动都有让倡导者感到绝望的时候。但当人们认识到，核心选择是对与错之间的选择时，在深远层次上，结局就已注定。因为教皇方济各提醒我们，我们是上帝创造的孩子。我们爱我们的家庭。我们致力于我们的社区。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未来。如果你怀疑人类是否有能力拿出足够的政治意愿来化解这场危机，请记住，政治意愿本身就是一种可再生资源。谢谢大家。 LaoShouTou ，赞10 *为方便手机阅读，编者进行了较多的断行处理。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5-17 00:00

华尔街日报：在共和党的税收法案中有浓浓的MAGA风，压倒了传统的“促增长”议程

念一致性，却在政治上极具威力，巧妙地以民粹主义诉求，对冲了民主党也在尝试运用的经济民粹主义策略。民主党人不仅没有批评这些MAGA税收减免，反而支持了其中一些。在总统竞选期间，副总统哈里斯作为民主党候选人，模仿了特朗普提出的小费税收减免。除了MAGA税收减免，法案还包括针对特朗普攻击对象群体的MAGA税收增加，主要是移民，尤其是非法入境者的福利，例如儿童、教育和医保的税收抵免。还对移民汇往通常是贫穷国家的汇款征税。 MAGA税收减免提高对私人基金会和大学捐赠基金收入的税负，还取消电动车和可再生能源的税收抵免。当然，法案的主体并非这些新增条款，而是延长共和党2017年原有的税法。这项法律主要构成传统意义上的税收改革：降低了边际税率，特别是对企业，并通过取消、缩减或合并税收减免部分抵消了成本。法案实现了预期目标。个人所得税减免带来的工资上涨在2018年推动了经济增长，经济研究也表明，企业条款最终增加了投资。但这项法案从未受到欢迎。共和党在当年秋季失去了众议院控制权。在延长那些将于今年底到期的部分内容时，共和党人加入了一些MAGA风格的变化。 2017年，他们取消了一项昂贵低效的本土生产扣除。特朗普希望恢复一个变体：对本土制造业实施较低的企业税率。他没能如愿，但众议院共和党人恢复了一个促进增长的条款：允许企业立即抵扣新设备购置费用，并扩大到新建工厂。 2017年，共和党大幅限制了州和地方税收的抵扣，也就是SALT条款。这一举措有三重作用：增加财政收入，简化税制，打击税负较高的民主党州。但在竞选期间，为争取美国东北部选民，特朗普呼吁恢复这项抵扣。新法案将抵扣额度提升至三倍，但部分蓝州共和党人希望进一步提高，他们因共和党在众议院的微弱控制权而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MAGA税收政策是民粹主义的，但却是属于共和党的民粹主义，而不是民主党。共和党倾向于将税收减免限于那些缴纳所得税的人。因此，他们在四年内将儿童税收抵免上限提高了500美元，但没有提高“可退还”部分，也就是发放现金给那些因缴税额太低而无法享受完整抵免的家庭。注：这个意思是，共和党在税收政策上通常只愿意减税给真正缴纳所得税的人。也就是说，只有在你本来需要交税的前提下，才能享受到税收减免。而对于一些收入较低、原本就不怎么交所得税的家庭，政府过去会通过“可退还”部分，把未使用完的抵免金额直接发现金给这些家庭（即退税变成了补助）。这部分共和党人并没有提高。换句话说，这次增加的500美元抵免，只对那些缴了足够所得税的人有用，而对低收入、交税少甚至不交税的人无效。那是拜登2021年刺激计划的核心内容，但民主党未能使其永久化。 “新右翼”中出现了对提高富人税收的新热情，就连特朗普上周也曾设想过对百万富翁征收更高税率。但他并未真正投入任何精力，只是说说而已，目前这仍是共和党不会跨越的一条红线。那么，如果共和党既要延长现有的减税和税收优惠，又要新增新的减免措施，资金从何而来？主要靠借债；他们大肆宣传的医疗补助和食品券削减措施远远不够。包括这些支出计划在内，无党派的联邦预算责任委员会估算，赤字将从去年的1.8万亿美元增加到2028年的2.5万亿美元，如果那些原定2028年到期的条款被永久保留，2034年赤字将升至3.3万亿美元。以国内生产总值占比计算，赤字将从去年的6.4%增至十年后的8%。美国从未连续如此长时间维持如此巨大的赤字。关税对整体情况影响不大，尽管尚不清楚最终政策如何设定。所以在拯救未来世代免于债务方面，MAGA共和党人与主流共和党，和拜登执政下的民主党并无不同：他们高谈阔论赤字和债务的危险，却让问题更加恶化。而最终需要承担代价的，并不会只限于某个政党的选民联盟。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5-17 00:00

共和党正在推动的新税收法案中，谁是赢家谁是输家？

年人和领取小费的工人呼应特朗普的一些民粹主义竞选承诺，65岁及以上的纳税人将获得更高的标准扣除额，而小费和加班工资将免征所得税。这些条款设有额度限制以控制成本，并将在2028年后到期。父母到2028年，儿童税收抵免将从2000美元提高到2500美元。新生儿父母可以为孩子开设新的“MAGA”投资账户，政府将为每个账户注入1000美元。输家低收入美国人部分税收法案的开支将通过削减医疗补助（Medicaid）和粮食券来弥补，而这两项福利主要服务于低收入人群。众议院共和党人计划对64岁以下有劳动能力的医疗补助领取者设定工作要求，并让他们承担更多费用。共和党还提议削减全国最大的抗饥饿项目——补充营养援助计划（SNAP），包括扩大现有工作要求范围，涵盖更多受益者。从2028年起，各州还将被要求承担部分食品补助费用，目前这些费用由联邦政府全额支付。高税收州居民代表纽约、新泽西和加利福尼亚等高税州的议员，一直在推动提高州和地方税的抵扣上限，这一上限最初是为了支付特朗普2017年税改而设立的。但众议院共和党人提议将上限从当前的1万美元提高到3万美元，远远低于这些议员的要求。谈判仍在进行中，而这些失望的议员握有相当大的筹码。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表示，有望在周三就SALT问题达成协议。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杰森·史密斯则批评更高的SALT抵扣要求，称3万美元的上限已涵盖高税区90%以上的选民。如果不通过新立法，这一上限将在今年年底彻底失效，而由于共和党在众议院的微弱多数，只需少数高税州议员拒绝投票，法案就可能被阻止。可再生能源共和党的方案将打击清洁能源产业，削弱前总统拜登气候法案中的多项条款。太阳能板和其他清洁能源系统的税收抵免将逐步取消，风能、太阳能和其他清洁电力生产的投资和生产税收抵免也将被削减。核能和氢气生产的税收抵免同样将被逐步取消。电动车制造商特斯拉、通用汽车和其他电动车制造商将受到打击，因为购买电动车的最高7500美元消费者税收抵免将被取消。共和党的提案还取消了二手和商用电动车的税收抵免。精英大学特朗普政府和共和党对哈佛、哥伦比亚等精英大学的攻击升级，现在还加入了税收打击。有500名以上学生、且人均捐赠基金超过200万美元的私立大学，其净投资收益税将从当前的1.4%提高到21%，包括哈佛、耶鲁、斯坦福、普林斯顿和麻省理工学院。不过，这项计划也会影响非最富有的私立大学。人均捐赠基金在75万至125万美元之间的学校需缴纳7%的税，125万至200万美元之间则需缴纳14%。宗教机构可豁免。私人基金会私人基金会也将面临递增的税率，按其资产规模征税：资产在5000万至2.5亿美元之间的为2.78%，2.5亿至50亿美元之间为5%，50亿美元及以上的为10%，例如长期受到共和党攻击的盖茨基金会。移民多个条款将提高移民的税收负担。其中一项是对汇往外国的钱款（即汇款）征收5%的新税。许多在美移民会将钱寄回原籍国的家人。美国公民可以申请税收抵免来抵消这一费用。提案还将限制部分移民获取健康保险税收抵免。这一变化将阻止获得庇护或临时保护身份的移民享受这些抵免。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5-15 00:00

金融时报：为了拉回支持率，特朗普正在采取一些他曾猛烈反对的左翼政策

生时，他们激动得热泪盈眶。” 特朗普从民粹主义左翼汲取灵感，并不仅限于降低美国高昂药品价格的努力。近几周，他采纳了许多通常由进步派民主党人主张的政策——从提高对富人的税收，到加强对哄抬物价行为的打击——并将这些政策据为己有，这让共和党许多人感到不安。 “我认为特朗普意识到这些政策很受欢迎，而他是个喜欢受欢迎的人，”进步派经济智库Groundwork Collaborative的政策与倡导事务主管、前桑德斯国会助手莉兹·潘科蒂说。特朗普在税收和医疗政策上的一些转变，正值他因经济政策处理不当及关税计划引发市场剧烈波动而民调下滑之际。他也可能希望在2026年中期选举前削弱民主党的攻击。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民主党通过批评特朗普和共和党人为富人提供巨额减税、同时削减中低收入美国人医疗保障，重新夺回众议院多数席位。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希望避免这种局面。上周，特朗普表示，他将支持将年收入超过250万美元的个人的最高所得税税率从37%提高至39.7%，这一立场与共和党长期反对增税的立场背道而驰。 “这实际上是一种再分配，如果他们想这么做，我愿意支持，”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说。“如果能通过我少拿一点，让低收入群体得到更多，我会很乐意。” 年初，特朗普还支持取消私募股权和对冲基金利润的税收优惠待遇——即“附带权益”条款，这被视为对华尔街的严厉警告。在周一签署的有关药品价格的行政命令中，特朗普还威胁要采取几项共和党人难以接受的措施，包括对在低药价国家销售产品的制药公司实施出口管制。特朗普还表示，联邦贸易委员会应准备好采取“执法行动”，打击行业的任何“反竞争”行为。桑德斯似乎支持白宫的这一举措。 “我同意特朗普总统的看法，美国人民为处方药支付的价格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这令人愤慨，”这位来自佛蒙特州的参议员在一份声明中说。“但我们要明确，问题不在于欧洲和加拿大的处方药价格太低。问题在于极度贪婪的制药行业，去年通过坑害美国人获得了超过1000亿美元的利润。” 特朗普一直带有民粹主义经济倾向。这一倾向过去主要体现在他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上，但如今在其他领域也日益明显。在2024年对阵哈里斯的总统竞选中，特朗普提出了一系列税收政策——包括免除小费和加班收入的所得税——争取中低收入美国人的支持。但他的竞选团队也曾猛烈抨击哈里斯提出的控制食品杂货价格的措施，称其为“价格管制”和“社会主义”，然后他最近对制药公司发出威胁要实施联邦反哄抬物价禁令。特朗普是否会长期坚持民粹主义，还只是为了拉选票说说，今年晚些时候就会见分晓，他是否真的对制药公司采取打压行动，以及他是否能让自己偏好的税收政策——包括对富人征收高税——通过国会。 “我不认为共和党内部的主流观点已经转向支持提高税收。真正变化的是，共和党人如今更愿意接受一些过去与民主党密切相关的政策，”右翼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经济政策分析师迈克尔·斯特兰说。不过，批评者指出，特朗普的经济计划——包括减税措施和对帮助低收入家庭的政府项目的大幅削减——仍主要对高收入群体有利，对其他美国人则不利，因此他的民粹主义大多只是表面功夫。 “如果说民粹主义像个马蹄铁，他有时确实已经走到最右端了，”潘科蒂说。“但如果他的实际政策和他说的恰恰相反，那我很难说我们真的有一个民粹主义总统。”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5-14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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