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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知名财富管理人对你的资产组合有一些惊世骇俗的建议，他的理由如下

股票、债券、房地产、石油、黄金、现金、艺术品——总价值大约800万亿美元，掌握在政府、企业、机构和个人手中。 “如果这些资产持有者将投资组合的1%配置到比特币，就会有8万亿美元流入比特币。这将换算成大约40万美元一枚比特币。再加上比特币目前10万美元的价格，就可以达到50万美元。” 他表示，虽然比特币不可能再重现从零到10万美元的涨幅，“但历史告诉我们，随着技术成熟，采用率会上升。” 随着剩下的95%全球人口逐步接纳加密货币，他认为比特币价格“极有可能大幅上涨，速度会超过任何资产类别”。由于2100万枚比特币中已经挖出了1900多万枚，供应有限，价格必然上涨。 1986年创立理财业务的埃德尔曼说，他受到上世纪90年代错过互联网投资的教训推动。 “我不认识任何当时真正看准互联网的人。我觉得所有人都严重低估了互联网的技术和财务潜力。正因为有了那次教训，我决心这一次不能再错过。这就是互联网3.0。” 他解释说，互联网1.0是通过短信、电邮和Facebook连接人，互联网2.0是汽车和设备之间互联。他说，“互联网3.0是货币的互联网，由区块链技术带来。借助这项技术，我们现在可以像发短信一样快速轻松地转账。这是革命性的。”（市场观察）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7-10 00:00

中美突传重磅！路透独家：美国关键矿产买家是如何绕过中国出口禁令的？

然后交由船运公司重新包装，贴上铁、锌或艺术品等标签，经由另一个亚洲国家转运。 Parker表示，这些变通办法并不完美，成本也不低。他表示，他希望定期进口500公斤，但大批量进口可能会引发审查，而中国物流公司也因为这些风险而“非常谨慎”。

tqttier 1评论07-09 13:50

香港《稳定币条例》正式生效！全市场孤品港股通非银ETF(513750)早盘拉升，规模近49亿创新高

世界的有形或无形资产（如房地产、债券、艺术品、黄金、碳信用等）通过区块链技术进行代币化，形成可编程、可交易、可分割的数字资产。作为连接实体资产与数字金融的桥梁，RWA能够通过“资产上链”将非流动性资产分割为可交易代币，解决传统市场中资产难以分割和快速转让的问题。目前RWA链上资产包括充电桩、光伏电站等，包括类货基RWA和股票RWA正持续取得进展，预计未来RWA链上资产路径将延伸到算力租赁等新兴领域。短期内关注香港虚拟资产牌照升级进展，中长期重视稳定币核心应用场景RWA的投资机会。港股通非银ETF(513750)：市场首只且唯一一只跟踪港股非银指数的ETF，不受QDII额度限制；其中牛市“第二旗手”保险占比超7成。从港股通证券范围中选取符合非银行金融主题的不超过50家上市公司证券作为指数样本，以反映港股通范围内非银行金融主题上市公司的整体表现。场外联接(A类：020500；C类：020501)。以上内容与数据，与有连云立场无关，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有连云07-08 10:07

RWA与稳定币形成正循环，开启金融科技新业务生态

广，包括房地产、债券、股票、大宗商品、艺术品、知识产权等。其核心目标是将传统金融资产纳入去中心化金融（DeFi）生态系统，实现资产流动性提升、投资门槛降低和交易效率优化。资料来源：RWA圈子稳定币与RWA又有什么关系呢？稳定币在RWA中的作用。稳定币可以作为购买 RWA 的交易工具，它锚定法定货币或其他低波动资产，价值相对稳定。另外，稳定币本身很容易交易，能帮助 RWA 代币更容易买卖。通过稳定币，投资者可以轻松进行国际交易，避免银行转账的复杂手续和高额费用，资金也能更快到达。总的来说，稳定币的监管框架完善有助于 RWA 的发展。一方面，稳定币为 RWA 的交易提供了稳定且值得信任的交易工具。另一方面，RWA 激活了实体资产的价值和流动性且拓展了稳定币的应用场景，两者形成正向循环。三、RWA未来前景如何？稳定币监管框架的构建为 RWA 提供了合法的支付与结算框架，为RWA项目起到监管示范效应，也增强了市场对于虚拟资产的信心。以中国香港为例，RWA项目或可以港元稳定币/美元稳定币为支付或兑付通道，配合 SPV 或平台架构，将不动产、债券、股票、知识产权甚至碳资产的价值映射到区块链上通证化，进而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交易或融资。随着稳定币的体量不断扩大，其在链上的配置需求也会越来越旺盛，从而促进RWA的发展。同时RWA 让“资产”在现实与加密世界互通有无，稳定币让“钱”能在两个世界自由兑换，两者合力突破传统金融的效率壁垒，让数字经济真正实现价值互联。RWA也有望将传统难以分割的资产变得更加可分割，降低投资者参与房地产、私人信贷等领域的投资门槛。稳定币成为法币进入加密世界的 “跨世界货币转换器”，作为RWA的价值尺度、交易媒介及收益分配通道，为代币化资产提供流动性基础设施。四、如何影响金融科技企业？稳定币定位为新型支付工具，发行侧具有中心化特征，支付侧具有去中心化特征。伴随各国通过立法逐步将稳定币合法化，未来，稳定币有望在数字资产交易、跨境支付、RWA、DeFi等领域发挥更重要作用。短期稳定币行情已经过调整，随着7月份产业从0到1继续加速，越来越多的重磅利好将接踵而至。同时RWA资产范畴不断向证券、不动产、现实资产扩展，从有形资产的充电桩、光伏到潜在的算力租赁，以及未来债券、货币基金为代表的锚定金融资产的RWA有望成为全新增长极，为金融机构带来新机遇。金融科技ETF成分股深度参与香港金管局虚拟资产项目，自主研发的FINNOSafe平台支持稳定币发行、流通及托管全流程，通过香港金管局技术验证。同时诸多成分股参与产业代币化服务，探索奢侈品、黄金、光伏等实物资产链上清算服务，预计后续RWA市场放量，金融科技ETF作为行业“卖铲人”的角色，营收或将持续收益。五、借道ETF布局：金融科技ETF（516860） ①行业覆盖全面：57只成分股，聚焦申万一级行业中电子、非银金融两大行业，涵盖金融科技产业链上游（技术供应商）、中游（解决方案商）及下游（金融机构），前十大权重股包括同花顺（9.8%）、东方财富（9.5%）、恒生电子（8.2%）等，合计占比 53.2%，体现“金融+科技”双重属性。 ②研发投入高：2024年成分股平均研发投入占比超 15%，高于A股科技板块均值。例如，恒生电子研发费用率达 40%，深度参与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项目。 ③估值有安全边际：截至2025年7月，指数PE（TTM）为79倍，处于历史前79%分位。产品风险等级：中高（此为管理人评级，具体销售以各代销机构评级为准）风险提示：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基金不同于银行储蓄和债券等固定收益预期的金融工具，不同类型的基金风险收益情况不同，投资人既可能分享基金投资所产生的收益，也可能承担基金投资所带来的损失。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收益，基金净值存在波动风险，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业绩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投资者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产品概要》等法律文件，及时关注本公司出具的适当性意见，各销售机构关于适当性的意见不必然一致，本公司的适当性匹配意见并不表明对基金的风险和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基金合同中关于基金风险收益特征与基金风险等级因考虑因素不同而存在差异。投资者应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情况，结合自身投资目的、期限、投资经验及风险承受能力谨慎决策并自行承担风险，不应采信不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销售行为及违规宣传推介材料。以上内容与数据，与有连云立场无关，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有连云07-07 10:37

润太（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2000万人民币

项目：保税物流中心经营；保税仓库经营；艺术品进出口；药品进出口；公共铁路运输；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道路货物运输（网络货运）；特种设备设计；危险废物经营；金属与非金属矿产资源地质勘探；燃气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企业名称润太（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于振海注册资本 2000万人民币国标行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专业技术服务业>工业与专业设计及其他专业技术服务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综合保税区）澳洲路6262号202室（东疆商秘自贸12068号）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营业期限 2025-7-4至无固定期限登记机关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金融界07-05 12:57

哈里食创（江苏）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生产；食品添加剂生产；食品互联网销售；艺术品进出口；住宅室内装饰装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食品进出口；进出口代理；国内贸易代理；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饲料添加剂销售；包装服务；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批发；鞋帽批发；服装服饰批发；软木制品制造；软木制品销售；日用陶瓷制品制造；日用陶瓷制品销售；玩具制造；玩具销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制品销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化妆品批发；日用品批发；五金产品批发；金属制日用品制造；宠物食品及用品批发；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未经加工的坚果、干果销售；家具销售；皮革制品销售；文具用品零售；建筑材料销售；机械设备销售；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社会经济咨询服务；融资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休闲观光活动；游览景区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企业名称哈里食创（江苏）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高薇注册资本 1000万人民币国标行业制造业>食品制造业>其他食品制造地址泰兴市农产品加工园区兴园大道8-7-510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营业期限 2025-6-20至无固定期限登记机关泰兴市数据局

金融界06-21 00:18

由Labubu玩具衍生的Meme币LABUBU为何濒临消亡？

5年6月10日，北京永乐拍卖举行拉布布艺术品拍卖会，一个外形与真人类似的拉布布以108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成交，总成交额达到人民币373万元。二、Labubu为何会掀起狂潮？首先，Labubu的火爆与其销售方式密不可分——盲盒。顾客只有打开包装才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款式。泡泡玛特采用盲盒销售模式，增加了购买的刺激性和不确定性，让玩家为了追求稀有款，而不断重复购买，从而推高了部分热门款式的二级市场价格。资深盲盒收藏家 Desmond Tan 表示，这种惊喜元素的盲盒是一大吸引力。他会在 Pop Mart 门店里走来走去，一边用力摇晃盲盒，然后再决定买哪一个。这在 Pop Mart 很常见。Desmond 收集“chaser（追逐者）”盲盒，这是泡泡玛特各系列玩具的特别版，其中包括拉布布。Desmond 说，平均每买10个盒子，就能找到一个chaser。相比通常的百分之一的概率，这个概率相当高。“能够通过摇晃盒子来获得追逐者，学会如何感受差异……如果我能只尝试一两次就成功，我就很高兴了！” 其次，Labubu是优秀的文创IP。据《福布斯》援引德意志银行的分析报告称，很少有IP能打破文化壁垒，同时既被亚洲文化接纳，又被西方流行音乐和体育明星所喜爱。新华社曾指出Labubu爆火的三大原因：Labubu是跨文化全球消费品；产品创作与推广的耐心沉淀与创新突破；中国拥有体系完备的产业链与成熟的产业生态。三、与实体玩具相关的Meme仍难逃脱暴跌魔咒 Meme币的特点是高度的娱乐性、病毒式传播和社区驱动。通常缺乏实际用例和技术支撑，价格受市场情绪和社区炒作影响较大，波动性极高。 LABUBU虽然也是投机的产物，但与传统Meme币还是有些不同——毕竟LABUBU蹭了Labubu实体盲盒玩具的热度，然而LABUBU仍然难逃Meme币的暴跌厄运。 LABUBU的暴跌其实已经早有前车之鉴。与LABUBU最为相似的要数胖企鹅——既发行了NFT，又有Meme币，还有实体玩具。 2021 年 7 月，一群大学生创立了 Pudgy Penguins（胖企鹅）。2022 年 4 月，Pudgy Penguins出售给现在的Pudgy Penguins CEO Luca Netz。2023 年 5 月，胖企鹅在完成 900 万美元的筹款后开始在线销售实体玩具Pudgy Toy。 2023 年 9 月底，Pudgy Toy 在美国 2000 家沃尔玛商店上市，将 NFT IP 胖企鹅的品牌扩展至庞大的消费市场。这一举动让胖企鹅吃到了红利。据 Decrypt 报道，Pudgy Toys 系列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已经实现了 1000 万美元的销售额，销量超过 75 万。 Pudgy Penguins曾火爆一时，2024年12月16日，Pudgy Penguins创下34.8ETH的最佳记录，但现在价格仅为8.9ETH。其Meme币PENGU在2025年1月7日创下0.0428美元的最好记录，仅半年不到，PENGU现报0.009369美元，跌幅78%。此外，与其类似的还有无聊猿系列等。早在2021年，NBA当红球星斯蒂芬·库里曾花费了18万美元（55个以太坊）购买了一个穿着粗花西装的BAYC NFT。同年，支付科技巨头Visa以49.50 个以太坊（购买时价值15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CryptoPunk 7610号，一个有着莫霍克发型、小丑绿眼睛和口红的女性头像。然而，无聊猿从2022年5月达到153.7ETH巅峰价格之后，一路下滑至当前的11.55ETH。 CryptoPunks从2021年逾125ETH的高点跌至当前的41ETH。可见，不论是有实体玩具的胖企鹅还是仅限数字资产范畴的无聊猿、CryptoPunks，都在盛极一时、风光无限之后难逃暴跌命运。更遑论仅蹭实体玩具热度的Meme币LABUBU。 LABUBU的价格快速拉升与回落是由于其高投机性，且缺乏实用性。即使泡泡玛特的实体Labubu玩具火热一场，但当市场热潮退去，没有实际价值支撑、依赖炒作维系的虚假繁荣终将崩塌，这正是 Meme 币 “因投机而生、因价值泡沫破裂消亡” 的本质写照。

金色财经06-20 16:45

铜师傅赴港IPO：股权变迁与小米系等资本博弈的双重叙事

匠科技，后因铜工艺品市场供需失衡（高价艺术品与低质廉价品两极分化），于2013年创立铜师傅。公司初始股东架构具有鲜明的人才绑定特征：16位自然人股东中，14人为玺匠科技核心成员，其出资款均由俞光代付，通过股权激励实现团队留任。这种“创始人输血式股权分配”在创业初期虽凝聚了团队，但也为后续股权结构动荡埋下伏笔。随着公司发展，初始股东逐渐退出舞台。截至IPO前，14位初始员工股东仅剩5人持股，其中仅生产总监何赟（0.63%）与财务总监罗仁祥（0.51%）仍在职。最具戏剧性的是创始人俞清的全额套现——2021年以328.28元/股转让所持股份，与俞光同期套现4096万元，接盘方为金鼎资本旗下基金。这折射出家族资本在企业资本化过程中的策略性撤退，既规避了关联交易质疑，也为外部机构投资者腾挪空间。小米系资本长线布局与IPO前奏铜师傅的资本故事离不开小米生态的深度绑定。2017年的传奇路演成为转折点：俞光凭借对小米方法论（极致性价比、粉丝经济）的实践，意外打动雷军，获顺为资本与小米两轮合计5622万元投资，估值三年暴涨近三倍。更具战略意味的是黎万强的“超长线投资”——2016年签订的股权受让协议，直至2022年小米影业业务调整后才完成交割，这六年恰逢其从小米离职、回归再离职的职业周期。这种跨越经济周期的入股操作，既体现小米系对文创赛道的前瞻布局，也凸显战略投资者与企业成长节奏的深度耦合。当前股权架构中，小米系资本已形成组合拳：顺为资本（13.39%）、天津金米（9.56%）与黎万强（0.51%）合计持股23.46%，逼近俞光（26.27%）的控股地位。这种“创始人+生态资本”的平衡结构，既保障了决策效率，也为港股上市后的资源整合预留接口。从深交所转战港交所的抉择，或与小米系资本更熟悉香港资本市场规则，以及文创企业估值逻辑契合港股消费赛道特性密切相关。

金融界06-12 07:57

英国金融时报:美国指控俄罗斯加密货币企业家洗钱逾5亿美元助俄获取敏感美国科技

后代表客户付款。起诉书称，客户利用他为艺术品和一家法国游艇公司付款。法庭文件描述了一项交易，其中一家韩国集团同意向一家位于莫斯科的实体提供零件和设备，然后该实体再将这些零件和设备提供给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文件还称，Gugnin协助一位俄罗斯客户购买了一家美国科技公司生产的机架式服务器，而当时未经许可向俄罗斯出口该技术是违法的。

tqttier06-10 12:35

会员

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万字长文：《内战？》

金钱则更多地花在享乐上（例如豪华住宅、艺术品、珠宝和服饰等精致消费品）。这种现象始于第四阶段，当时这种支出被视为一种时尚；但到了第五阶段，它开始显得令人反感。通常，这种奢靡消费是通过举债来实现的，从而加剧了金融状况的恶化。与这种转变同时出现的心理变化也是可以理解的：富人觉得自己赚来的钱理应可以自由支配，用来享受生活无可厚非；而穷人在忍受苦难的同时看到这种消费行为，则认为这是不公和自私的。除了激化社会怨恨，奢靡消费（与储蓄和投资相对）还会削弱生产力。一个社会把钱花在哪里非常重要。如果是用于能够带来生产力和收入提升的投资项目，就会带来更好的未来；如果是用于不能提高生产力和收入的消费项目，未来则会恶化。官僚主义在内部秩序周期的早期，官僚主义较低；而在周期后期，官僚主义高度膨胀，这使得做出理性且必要的决策变得更加困难。这是因为随着社会发展，事情趋于复杂化，最终甚至连一些显而易见的好事都无法推进——这往往需要通过革命性变革才能解决。在一个以法律和契约为基础的体系中，这种问题会尤为突出，因为法律本身可能成为推进显然有益之事的障碍。以下是一个我亲身接触的例子，因为我和我的妻子对此非常关心。由于美国宪法未将教育列为联邦政府职责，因此教育主要由各州和地方政府负责，学校经费主要来自城市和乡镇的地方税收。虽然不同州之间有所不同，但通常富裕州中的富裕城市的孩子能接受到远比贫困州中贫困城市孩子更好的教育。尽管大多数人都认为孩子应该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但现实却显然不公平且低效。然而，这种制度结构在政治体系中根深蒂固，几乎不可能在不进行革命性改革的情况下改变。还有很多例子说明官僚主义妨碍了明智和有成效的行动，但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篇幅一一列举。这在今天的美国，已成为一个严重问题。民粹主义与极端主义在混乱和不满中，常常会出现一些具有强烈个性、反精英并自称为“普通人而战”的领导者，他们被称为民粹主义者。民粹主义是一种政治和社会现象，诉诸于那些认为自身关切未被精英阶层重视的普通民众。它通常出现在财富与机会差距扩大、国内外不同价值观被视为文化威胁，以及“体制精英”掌握权力却未能有效为大众谋福利的情境下。当这些因素激起普通人的愤怒时，民粹主义者便乘势上台。这些民粹主义者可以来自左翼或右翼，其政治立场往往远比中间派更为极端，且倾向于诉诸普通人的情绪。他们通常具有对抗性而非合作性，倾向于排他而非包容。这会导致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者之间因无法调和的分歧而爆发激烈冲突。他们主导的“革命”所呈现的极端程度不尽相同。近年，美国在2016年选举中特朗普的当选反映出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而桑德斯、Elizabeth Warren、AOC等人的受欢迎则体现了左翼民粹主义的影响力。多个国家的政治运动中，民粹主义势头正在增强。将民粹主义与政治极化作为关键指标来观察。民粹主义与极化现象越严重，一个国家越可能处于第五阶段，越接近内战与革命。在第五阶段，中间派成为少数；到第六阶段，中间派几乎不复存在。阶级斗争在第五阶段，阶级斗争会加剧。这是因为，在困境和冲突加剧的时期，人们更倾向于以刻板印象将他人归类为某一阶级成员，并将这些阶级视为敌人或盟友。在第五阶段，这种现象开始明显加剧；到了第六阶段，则可能演变为极端危险的局面。第五阶段的一个典型特征，并在第六阶段进一步恶化的，是对其他阶级的“妖魔化”，这通常导致某一或数个阶级成为替罪羊，被普遍认定为问题的根源。结果便是排斥、监禁，甚至消灭这些阶级成员的冲动，这种情况会在第六阶段出现。种族、民族和社会经济群体经常在社会经济压力下被妖魔化。 “妖魔化”与“替罪羊化”是典型且危险的现象，需要我们密切关注。公共领域真相的丧失随着人们变得更加分裂、情绪化和政治化，由媒体歪曲和宣传导致的信息失真使人们愈发难以辨别真相。在第五阶段，交战各方往往与媒体合作，操纵公众情绪以获取支持、打击对手。换句话说，左翼媒体人与左翼政治力量合作，右翼媒体人与右翼政治力量联手，在“肮脏的战斗”中互相攻讦。媒体变得像义警一样肆无忌惮：人们经常在没有法院审判的情况下被媒体“定罪”，生活被彻底摧毁。在一战和二战期间，英国这个民主国家也设立了“新闻部”来发布政府宣传。顺从政府宣传需求的主流媒体出版商受到提拔，不配合者则被抨击和边缘化。革命者也同样在各种出版物中歪曲事实。法国大革命时期，革命者经营的报纸鼓吹反君主制和反宗教情绪，但这些革命者掌权后又在“恐怖统治”期间封杀持不同政见的报纸。在财富差距巨大、民粹思想盛行的时期，揭露精英阶层的故事在媒体中尤为受欢迎且具有商业价值——尤其是右翼媒体攻击左派精英、左翼媒体抨击右翼精英的内容。历史显示，这种活动的大规模增加是第五阶段的典型问题，而当媒体的舆论能力叠加其他惩罚手段时，媒体就变成了一个强大的武器。这一现象在当前已经广泛被认知。传统和社交媒体的“可信度”已跌至我们有生以来的最低水平。例如，一项2019年盖洛普民调显示，仅有13%的美国受访者对媒体“非常信任”，只有41%的人表示“有点”或“很信任”媒体。这一数字在1976年曾高达72%。这不仅是边缘媒体的问题，也是主流媒体和整个社会的问题。就连曾被视为新闻诚信典范的《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也经历了信任度的大幅下滑。除了政治动机外，在当前媒体行业财务状况紧张的背景下，耸人听闻的故事也变得更加有利可图。我接触的大多数媒体人士都与我有相同的担忧，尽管他们通常不会公开表达这些看法。这种动态正在阻碍言论自由，因为人们担心自己会在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中被故意扭曲和攻击，从而不敢开口。即便是非常有能力、有影响力的人，如今也因惧怕媒体而不愿公开发声或参选公职。由于几乎所有高知名度人物都会遭到抨击，我认识的几乎每一个人都认为，在公众面前高调、为真理和正义发声的人很危险，尤其是那些可能冒犯到擅长操控媒体的极端分子的人。这类问题虽然鲜少在公众场合被谈及，却在私下频繁被讨论。例如，我不久前与一位曾在政府担任高级职务的退役将军共进午餐，我们谈到了他下一步的打算。我问他最热衷的是什么，他说：“当然是帮助我的国家。”当我问他是否愿意竞选公职时，他回答说，尽管他愿意为国家牺牲生命，但他无法忍受敌人通过媒体和社交平台编造谎言来伤害他和他的家人。像他这样的将军，以及我认识的许多应当被社会聆听的人，现在都害怕公开讲话，因为他们担心被极端分子攻击，而这种攻击会通过耸动的媒体被放大。我的许多朋友都劝我不要公开谈论本书中这些有争议的问题，说这样做很可能会被人“媒体围剿”。我认为他们也许说得没错，但我不会因此而沉默。规则被抛弃，赤裸的斗争开始当人们为之激情澎湃的“诉求”比维护决策体系本身更重要时，这个体系就处于危险之中。规则和法律只有在两个前提下才能发挥作用：一是它们必须极其清晰，二是大多数人必须足够重视在规则体系内协作、愿意妥协以使体系良好运作。若这两个条件都未能达成，法律体系就岌岌可危。如果对立的各方不愿以理性方式彼此沟通，不愿为了集体福祉而做出让步（即放弃自己通过斗争可能获得的利益），那么就会出现某种形式的内战，考验相关各方的力量对比。在这个阶段，“不惜一切代价获胜”成为游戏规则，“不择手段”成为常态。在第五阶段的后期，人们不再讲理，而是彻底被情绪主导。当“获胜”成为唯一重要的目标时，不道德的斗争会以自我强化的方式不断升级。当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信念而战，却没人能达成共识时，整个系统便濒临内战或革命的边缘。这种局面通常会以几种方式表现出来：在第五阶段后期，控制权在手的人往往会将法律与警察系统当作政治武器。此外，私人武力组织也会兴起——比如打人夺财的流氓团伙，或者保护富人免受这些威胁的保镖力量。第五阶段后期，抗议活动数量明显上升，且愈发趋于暴力化。当广泛的不满在社会中爆发，且当权者放任其蔓延时，最终可能演变为暴乱；而一旦他们试图强力压制，局势反而可能爆炸。第五阶段后期的冲突通常积累至高潮，最终触发暴力冲突，这也标志着正式进入被历史学家称为“内战期”的阶段，我称之为“大周期”中的第六阶段。这引出了我的下一个原则：当你犹豫不决时，就离开——如果你不想卷入内战或战争，就应趁还能走的时候尽早离开。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第五阶段的晚期。历史表明，当局势恶化时，想要离开的人往往会发现“大门已经关闭”。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投资和资金流动，在这种时期，国家往往会实施资本管制和其他限制措施。从第五阶段（即财务状况极其糟糕，内外冲突激烈）过渡到第六阶段（即进入内战）的关键点，是社会中解决分歧的体系从“还能运作”变成“彻底失灵”。换句话说，就是系统崩溃到无法修复，人们开始彼此使用暴力，而领导层已失控。可以想象，彻底破坏一个体系/秩序并建立一个新的，比在原有体系内进行革命性改革要困难得多。虽然破坏体系会带来更多创伤，但它未必比继续在原有体系中运作更差。决定是否保留并修复一个运行不良的旧体系，或是彻底废除它并另起炉灶，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当这个“旧体系”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内部秩序时更是如此。但这种情况终究还是会发生，而且多数时候是出于情绪推动而非理性思考。当一个国家处于第五阶段（如当前的美国），最关键的问题是：这个体系还能承受多大压力而不至于崩溃？ “一人一票”的民主过程存在缺陷，即选民通常并不会像企业选高管那样仔细评估候选人的能力，而是被人气左右。历史也表明，在剧烈冲突时期，民主容易崩溃。民主制度要求通过协商达成共识并妥协，这意味着观点对立的人必须在体系内有效合作。这虽保障了各大群体的代表性，但也像所有成员观点分歧甚大的大委员会一样，其决策效率极低。民主制度的最大风险是其决策过程可能变得支离破碎、充满敌意，导致治理失效、结果恶劣，最终引发由民粹主义强人领导的革命——这些强人代表那些渴望秩序、渴望有力领导的大众。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历史显示，在严重冲突时期，联邦制国家（如美国）常出现中央与地方（州）之间关于权力划分的冲突。这种现象在当今美国尚不明显，但一旦出现，将标志着社会进一步向第六阶段演进。民主崩溃的案例实在太多，难以一一探讨。我虽然研究过其中一些案例并观察其模式，但尚未全面深入，这里也不会展开详述。不过我可以说，当第五阶段的各种因素被推向极端时——尤其是糟糕的财政状况、社会奢靡、内乱和外患等，就会形成一个功能紊乱的局面，进而引发由强人领导的权力争夺。典型案例包括：公元前400年代末至300年代的雅典、27年前的罗马共和国解体、1920年代的德国魏玛共和国，以及20世纪20-30年代转向右翼独裁（法西斯主义）以恢复秩序的意大利、日本和西班牙的脆弱民主。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类型的领导人以取得最佳效果。第五阶段是一个十字路口，一条路可能通向内战/革命，另一条则可能通向和平与（理想状态下的）繁荣共处。显然，和平繁荣之路是理想之路，但也是最难实现的路径。这条和平之路需要一位“强有力的和平缔造者”，他必须竭力团结国家，包括主动接触对立方，将他们纳入决策过程，并以一种多数人认为公平且运作良好的方式重塑社会秩序（即高度生产性、惠及多数人的新秩序）。历史上这种领导者极为罕见，我们唯有祈祷其出现。第二种则是“强有力的战斗者”，他具备带领国家穿越内战/革命烈焰的能力。第六阶段：当内战爆发时内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与其像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人在长期没有内战后所做的那样，盲目假设“这在我们这儿不会发生”，不如保持警惕，关注那些能表明其临近的标志。上一节我们探讨了在原有秩序框架内发生的非暴力革命，而本节则聚焦于几乎总是暴力性的内战和革命——它们推翻旧有秩序，并建立新的体制。我本可以研究无数实例来理解其运作方式，但最终我选取了我认为最具代表性的29个案例。我将这些案例分为两类：一类是导致体制或政权发生重大变革的，另一类是虽然爆发了激烈内战但未能推翻体制的。例如，美国内战是一场极其血腥的战争，但它未能彻底推翻当时的国家制度，因此归类为第二组。尽管这种分类不够精确，但我们不应因追求精准而阻碍我们识别原本无法看见的模式。大多数冲突基本符合本节所描述的典型路径，尽管也有例外。内战和革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从而彻底改变内部秩序。这类变革通常伴随着财富和政治权力的全面重组，包括债务结构、金融所有权以及政治决策体系的全面重建。这些改变是对原有制度无法内部解决的根本性问题的自然回应。几乎所有制度最终都会面临这种挑战。这是因为，几乎所有制度都会让某些阶级受益而让另一些阶级受损，而当这种失衡发展到一定程度，变得无法忍受时，就会爆发斗争，以决定未来的方向。当财富和价值观差距极端扩大，并叠加经济困境，导致体制对大多数人而言无法运作时，民众就会奋起反抗，要求更公平的制度。经济上最受打击的人群会试图从现有体制中受益的富裕阶层手中争夺更多财富与权力。革命者自然想要彻底改变体制，因此也自然会违反掌权者制定的法律。这类革命性变革通常通过暴力的内战实现，尽管正如前面提到的，也有可能通过和平方式实现，且不必彻底推翻体制。内战时期通常极为残酷。战争初期可能还表现为相对有组织的权力斗争，但随着冲突与情绪升级，各方为胜利不择手段，暴行程度迅速升级，远超第五阶段人们所能想象的程度。精英和中间派通常会逃亡、被监禁，或遭杀害。这些内战是如何发生的？前文中我已经描述了第五阶段的一系列动态，正是它们推动社会越过界限，进入第六阶段。在这一阶段，所有这些动态都会极度强化。接下来我将继续说明。内战与革命如何发生如前所述，积累财富并伴随财富差距扩大的周期，最终会导致极少数人掌控极大比例的财富，而多数贫困群体则通过内战与革命推翻富人统治。这种情况的发生次数远超人们的想象。虽然大多数典型的内战与革命将权力从右派转移到左派，但也有许多情况是将财富与权力从左派转移到右派。这类情况较少且表现方式不同，通常发生在现有秩序陷入无序与无能状态、大多数民众渴望强有力领导、纪律和效率时。这些新体制，无论左派还是右派，之所以成败，原因相同：成功的关键是是否能实现广泛的经济繁荣；若不能，则失败。因为广泛的经济繁荣是新政权成败的决定性因素，所以长期趋势是总体财富和财富分配的同步提升（即普通民众的经济与健康状况改善）。在亲历“大周期”的某一阶段时，人们常会忽视这种宏观图景。领导这些内战或革命的人，过去如此，现在亦然，通常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层出身者。这些领导人往往极具个人魅力，擅长组织并领导强大高效的革命组织，推动变革。虽然巨大的财富差距和经济困难通常是冲突的主要根源，但革命也往往是多种不满叠加的结果。革命过程中，不同诉求的群体通常联合起来推动变革，但在胜利后，他们之间往往会因权力和政策分歧发生内斗。如前所述，在内战/革命阶段，执政政府几乎总是面临严重的财政、信贷和购买力短缺。这种短缺促使政府寻求从富人手中掠夺资源，而富人则将资产转移至安全的地方或形式（如其他国家、外币、黄金等难以征税或不产生生产力的资产），这又促使政府实施资本管制，阻止这些外逃。更糟的是，内部混乱会引来外部敌对势力的挑战。因为内战削弱了国家的统一与能力，吸引外国趁虚而入。这也是为什么内战与外战往往同时爆发的原因之一。其他原因包括：情绪高涨、民粹主义者倾向于战斗、领导者发现对外冲突能团结国内民众，因而故意制造冲突，以及在极端匮乏中，为获取所需资源而更愿意对外发动战争。几乎所有内战都伴随着外部势力干预，试图左右战争结果以谋取自身利益。内战与革命的开端在发生时往往并不明显，只有置身其中时，人们才意识到。虽然历史学家会为其划定起止时间，但这些日期往往是人为设定的。内战极其残暴，因为这是一场生死之争。每个人都被迫选边站队，中间派在刀光剑影中最容易出局。在这种局势下，最适合成为领导人的是“鼓舞人心的将领型人物”——他们既能聚拢支持，也能赢得各类战斗。由于斗争极为惨烈，他们也必须够强硬，愿意采取一切必要手段赢得胜利。历史学家标注的“内战时期”通常只持续几年，并以掌控首都政府机构的一方为胜者。但如同开端模糊一样，战争的结束也往往不如历史记载那般清晰——战后争权仍可能持续多年。尽管内战与革命代价惨重，但若改革得当，往往能为未来打下更好的制度基础。内战或革命之后的未来走向，取决于战后的应对与重建方式。结论我对历史的研究告诉我，除了“演化”，世上没有什么是永恒的。在演化过程中存在着像潮汐般的周期循环——潮起潮落，难以抵挡或逆转。要想应对这些变化，关键在于了解自己正处于周期的哪个阶段，并掌握应对这一阶段的永恒和普遍原则。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应对方式也必须随之调整——换句话说，什么方式最优取决于所处的环境，而环境始终处于我们刚刚探讨过的那些动态变化之中。如果一个社会无法顺应变化，它终将走向衰亡。这就是为什么持续不断地改革、以适应变化才是最优之道。判断一个体系优劣的标准非常简单：它是否能有效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这一点可以通过客观指标加以衡量，我们也确实正在并将继续这样做。话虽如此，从历史中传递出最响亮、最明确的教训是：通过高效协作建立共赢关系、共同扩大并合理分配“蛋糕”，让大多数人都感到满意，比为财富与权力而内战、导致一方压倒另一方的方式，要更有回报、也少得多的痛苦。

金融界06-10 0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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