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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经：特朗普重新卷入中东冲突，为北京在中东扩大影响力提供了机会

那些“所谓的国家建设者，他们在伊拉克或阿富汗摧毁的比建设的还多”。在与伊朗进行的艰难却日益有希望的直接核谈判期间，特朗普表示愿意“为他们提供一条新道路和更好的道路，通向一个更美好、更有希望的未来”，并希望“即便分歧深刻，也能建立新的伙伴关系，打造一个更好、更稳定的世界”。一周后，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向亚洲盟友重申，美国“会继续留下”，并再次表示五角大楼承诺要在中国在邻近海域的挑衅行为面前维护基于规则的地区秩序。就在美伊准备举行第六轮核谈判、预计将达成新临时协议前，以色列以“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为由，对德黑兰发动了单边打击。但这与所有可用的西方情报报告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结论相矛盾，后者都认为伊朗虽然已具备“核潜在能力”地位，但还没有决定开发核弹头。起初特朗普和以色列的行动保持距离，但最终还是接受并共同承担了这些打击行动，并在宣布再给外交两周窗口期后，批准了美国对伊朗三大核设施的空袭。为了避免与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爆发两线战争，伊朗随后通过有分寸的回应传递了缓和信号。这为特朗普到目前为止算是成功的停火谈判铺平了道路。但在深刻的相互不信任氛围下，外交目前陷入混乱，美国和伊朗很难在短期内重启稳定而有约束力的核协议谈判。这只会增加中东地区长期冲突的风险，尤其是在以色列威胁称，如果伊朗恢复核计划和导弹能力，就会再次进行单边打击的情况下。因此，即便美国避免了地面入侵，选择了有限的军事行动，但很难说未来会如何防止该地区再度爆发冲突。中国可能最终成为最大的战略赢家。虽然这个亚洲大国担心能源供应中断，但可以从这场冲突中吸取宝贵的战术教训，甚至暗中重新武装伊朗，特别是在导弹防御系统和现代战斗机方面。除了可能与德黑兰签署新的国防协议、进一步强化对伊朗的影响力（伊朗历史上主要依赖俄罗斯武器）之外，北京还能通过让美国及其盟友陷入未来的冲突，来服务自身利益。此外，中国如今正在向东南亚和主要发展中国家传递一个信息（这些国家普遍对伊朗更同情，对西方在中东的干预也更多批评），这个信息就是：中国是稳定与繁荣的力量。这对美国在亚洲的前线盟友，尤其是台湾（中华民国）和菲律宾来说，可能是双重灾难。面对一个复仇主义的中国，这两个国家在争取邻国的外交支持时将更加艰难，而北京正考虑对台北采取军事行动并全面掌控邻近海域。更糟的是，如果中东冲突持续，台湾和菲律宾可能还要为争取美国的关注和相应的防务援助而疲于奔命。 “就在我以为我脱身的时候，他们又把我拉了回去。”电影《教父》里的这句名台词，如今正是特朗普面临的困境，尽管美国一直努力“重心转向亚洲”，试图摆脱传统冲突战场。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7-01 00:00

因进展缓慢，塔利班取消与中国公司在阿富汗北部的油田交易

据日经报道，以涉嫌违反合同义务为由，阿富汗塔利班政府终止了与一家中国公司签订的持续两年的石油开采与开发合同。专家认为，这显示出喀布尔政权面临的经济困难。阿富汗矿业与石油部发言人哈马云·阿富汗上周在X平台发文称：“矿业与石油部与Afchin公司签订的为期25年的阿姆河油田勘探与生产协议，因承包商屡次违反合同义务而被终止。” 2023年，喀布尔与中国新疆中亚石油天然气公司（CAPEIC）签署了一项5.4亿美元的协议，在阿富汗北部的阿姆河盆地开采石油。这是塔利班自2021年8月上台以来签署的首个重大外国投资协议。根据协议，塔利班政权向Afchin公司颁发了许可。Afchin是阿富汗国有阿富汗石油天然气公司与CAPEIC新组建的合资企业，阿富汗公司持股20%，CAPEIC持股80%。开采区域位于法里亚布省、朱兹詹省和萨雷普尔省。喀布尔方面称，CAPEIC承诺第一年投资至少1.5亿美元，三年内投资总额达5.4亿美元，并雇佣3000名阿富汗公民。 2023年1月签署仪式上，当时代理矿业与石油部长沙哈布丁·德拉瓦尔表示：“在过去50年里，阿富汗从未与任何外国签署过如此大规模的经济协议。” 发言人哈马云对《日经亚洲》表示，“中国公司未按协议推进投资，项目还存在未支付应缴特许权使用费、地震勘测不足以及地方基础设施项目推迟的问题。” 他接着说：“公司已被明确告知，如果不履行承诺，合同将只是纸上谈兵。公司本应在三年内完成全面勘测、石油发现与生产的全部阶段。我们已通知中国官员，也派出团队与公司方面沟通，但始终未得到积极回应。” 经过一个由多部门组成的委员会对合同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并在国际咨询公司的建议下，阿富汗总理哈桑·阿洪德批准了合同取消决定，哈马云表示。阿富汗前信息、文化与旅游部副部长扎尔达什特·沙姆斯表示：“尽管这次终止完全基于履约不力和无法按照合同交付的表现，但可能影响更广泛的塔利班与中国关系，特别是经济联系。” 沙姆斯说：“2021年8月后，塔利班对中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并对贸易、投资乃至金融援助抱有一些夸大的期待。塔利班将中国视为美国的替代者。” 他接着说：“然而，中国绝不可能取代美国及其盟友。即便在2021年撤军后，美国仍向阿富汗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援助。” 沙姆斯还认为，塔利班政权的财政困境在决定终止合同中起了关键作用。他说：“塔利班目前面临财政问题，正寻求提升收入以维持政权。” 另一方面，美国阿富汗裔学者乌拜杜拉·布尔哈尼认为，这份合同的取消“不太可能在中阿关系中造成严重裂痕”。布尔哈尼对《日经亚洲》表示：“双方仍受关键共同利益的牵制，尤其是在阿富汗面临严重经济和基础设施需求的背景下，中国继续借此发挥战略优势。” 他还说，中国投资进展缓慢并不限于阿姆河油田项目。他说：“多年来，中国在阿富汗采取了争取独家协议的政策，但并未真正落实项目——这一趋势在Mes Aynak铜矿合同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这个位于喀布尔附近洛加尔省的项目，2007年授予一家中国公司，但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布尔哈尼说：“除了缺乏实质进展外，这些项目还受复杂地缘政治局势、西方利益冲突、环保合规要求、地区压力以及持续的安全威胁（如频繁的袭击）所阻碍。” 尽管Afchin合同被取消，在外交层面上塔利班仍对中国保持热情态度。根据塔利班政府用多种语言发布的声明，本月早些时候，副总理毛拉维·阿卜杜勒·萨拉姆·哈纳菲前往中国昆明参加中国-南亚博览会，重申喀布尔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并表达了加强两国合作的希望。声明称：“哈纳菲强调中国与阿富汗之间的紧密关系，称中国在阿富汗的项目极具重要性并具有互利性。” 声明还说，哈纳菲在会见中国投资者时重申了塔利班促进国内外投资（特别是中国公司投资）的承诺，并强调了阿富汗投资增长的巨大潜力。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26 00:00

纽约时报：美国轰炸不会让伊朗放弃从王权时代启动的核梦想

是中东，邻居是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色列、阿富汗的塔利班，以及沙特的穆罕默德·本·萨勒曼。” 伊朗现在可以把美国加入这个这个威胁清单。美军轰炸，可能对纳坦兹和福尔多的浓缩设施以及伊斯法罕的研究中心造成了严重破坏。此前以色列的空袭已造成伊朗多名重要核科学家丧生，并破坏了部分设施。总体而言，这可能会让伊朗的核计划倒退数年。但炸弹无法抹去伊朗人在近七十年中积累的知识。自1957年伊朗与艾森豪威尔政府签署民用核合作协议以来，美国当时正通过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和平原子”倡议鼓励各国探索和平利用核能。在美国的帮助下，伊朗于1967年在德黑兰建成一座小型研究反应堆，至今仍在运行。一年后，伊朗签署《核不扩散条约》，象征着巴列维国王西方国家接纳自己。 1973年石油危机带来充足现金后，巴列维国王决定迅速扩展伊朗的民用核计划，包括发展本国的铀浓缩能力。他派遣数十名伊朗学生前往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核工程。巴列维国王将此视为一项提升伊朗在中东国家中领先地位的荣耀工程。但这使他与美国发生了矛盾，美国担心伊朗会将用过的核燃料再处理成可用于制造武器的裂变材料。阿尔万迪说：“这象征着伊朗已跻身世界强国行列，此外还有一个想法是，如果伊拉克威胁伊朗，可以将核计划转为军事用途。” 巴列维国王甚至曾说过，伊朗“毫无疑问会拥有核武器，而且比人们想象得还要快”，虽然他后来又否认了。当时的国务卿基辛格试图在伊朗核计划上施加保障措施，但巴列维国王拒绝了。结果，法国和德国而不是美国赢得了在伊朗建设核工业的丰厚合同。1975年，德国公司开始建设布什尔核电站，但在1979年伊朗革命后项目中止。伊朗新政权最初认为核计划是巴列维国王的奢侈浪费，在两伊战争结束前搁置。1988年，两伊战争中伊拉克反复轰炸布什尔核电站，并在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让伊朗人认为发展强大的核计划具有有效的威慑价值。布什尔后在俄罗斯帮助下重建，目前仍在运行。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伊朗问题专家雷·塔基耶说：“在某种程度上，伊斯兰共和国的考虑与巴列维国王相同，都是权力和威望的体现。” 核计划与极端民族主义密不可分，成为每日政府组织的“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游行背后的支撑。2006年，在内贾德总统任内，核计划几乎被神化。表演者手持据称含有某种铀成分的小瓶，庆祝伊朗拥有铀浓缩权利。这个计划采取了极为激进的双轨模式：一个是对伊朗能源需求贡献甚微的民用项目，另一个是秘密的浓缩项目，让伊朗与以色列和美国走向直接对抗。分析人士表示，数十年来对核计划的投资与崇拜，使任何伊朗领导人都难以轻易放弃。即使是那些对政府不满或不关心战略威慑的伊朗人，核计划也已成为民族自豪感的来源。最近出版了《最后的国王：美国、伊朗与巴列维王朝的垮台》的塔基耶说：“无论未来哪个政权上台、以何种方式上台，都会有类似的核追求。” 他说：“他们会强调核科学是最高形式的科学探索，会寻求拥有一个较为复杂且本土驱动的核计划。” 塔基耶表示，问题在于，这是否会像巴列维国王当年的雄心那样，“在某种程度上更能被美国接受”。斯坦福大学伊朗研究中心主任阿巴斯·米拉尼说，目前“哈梅内伊面临生死两难”。米拉尼说：“他可以听从自己过去的言辞和身边激进派的建议，那意味着试图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对美国在地区的舰船和基地进行报复。或者他可以在公开场合淡化对核设施的破坏，寻求与美国达成妥协，从而保住政权，等待下一次机会。” 米拉尼说：“无论哪条路，伊朗无辜民众都将付出沉重代价。”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24 00:00

银行股，又新高了！

将继续恶化。以史为鉴，美国介入伊拉克、阿富汗战争，总耗资超6万亿美元，当前美国已经没有这个财政实力了。伊朗方面，伊朗议会赞成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更多是政治表态工具，向外界释放要反击要反抗，但本质还是“嘴炮”。因为决策机构在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即总统、军方、情报部门及最高领袖代表组成，想要反击封锁，根本上不需要议会这类立法机构赞同。接下来，更大概率是美国不继续介入，且以伊边打边谈（或伊美谈判），那么油价会如同俄乌爆发冲突一样，一两周之后，油价因地缘冲突溢价的部分会被打掉。若是如此，油气板块继续做多的风险较大。除石油板块外，煤炭板块也要趋而避之。今年以来，煤炭指数累计大跌12%，为A股表现最差，并没有延续之前的红利属性。原因在于煤炭/焦煤价格持续暴跌，煤炭企业基本面持续恶化，背后是房地产不景气，对焦煤需求疲软，而供给因蒙媒大量进口、国内新增产能落地，供需严重失衡。看一下今年焦煤的库存就知道了。而金融类银行红利，是接下来市场避险的主战场。其实，这些年银行基本面都是往下走的，主要原因是放贷规模增速下滑、净息差不断收窄。但市场并不care,更看重“国家队”增持银行稳股市的大逻辑。今年以来，银行板块大涨逾15%，成为A股表现最好的板块。接下来，这一趋势还将延续。除此之外，自然垄断类红利(比如水电）也可以保持关注，也会受益于市场结构切换。 03 很多投资者都希望抓住每一次机会，他们无法忍受轻仓或空仓的寂寞，总觉得会错失赚钱机会。然而，真正赚大钱的交易高手，则喜欢等待蛰伏，伺机而动，当有大驱动的时候，重仓出击获得丰厚回报，然后及时落袋，再继续等待出击。在一些时候，轻仓或空仓本身就是最好的防守，更是一种主动择时的交易智慧。当前，A股大市状态有点回到去年5月中旬至924之前的那种状态了。虽然不至于像过去那样持续下跌（因今年有国家队维稳股市），但大方向依旧有一定压力，赚钱效应下滑。在此大背景下，更好的策略或是降低仓位，择机出手。当然，在大市整体疲软的情况下，市场也会有结构性机会，比如银行红利，但估值水平与过往几年不可同日而语了。总之，接下来保守一点应该没错。（全文完）

格隆汇06-23 18:39

在会议中以色列强硬表态特朗普的两周时间太长，可能会单独行动，万斯反对美国介入

战争。万斯长期批评美国过去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介入，但最近在面对共和党内要求政府避免卷入伊朗冲突的批评时，他却为特朗普辩护。其他共和党人，包括特朗普的盟友、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格雷厄姆，则希望特朗普帮助以色列彻底摧毁伊朗核计划。特朗普曾在竞选中表示，要让美国远离这些他称之为“愚蠢”的海外战争，但他本人在是否加入以色列打击伊朗或专注于外交努力结束德黑兰核计划的问题上，一度显得矛盾。不过，最近几天他对伊朗的言辞日趋强硬。伊朗坚称其核计划仅用于和平目的。公开场合内塔尼亚胡并未排除以色列单独打击福尔多的可能性，但官员们尚未透露具体如何实施。四名消息人士表示，目前以色列单独展开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正在上升。两名消息人士称，以色列在伊朗大部分地区拥有空中优势，使得这一行动更具可行性，但仍存在风险。一名消息人士补充说，以色列认为当前掌握着主动权，但考虑到战争代价，时间有限。 “我不认为他们会再等太久。”这名消息人士说。目前尚不清楚此次行动是否涉及轰炸、地面部队，或两者兼有。两名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可能不会试图完全摧毁整个设施，而是重点破坏内部核心。其中一名消息人士说，这可能意味着集中摧毁设施内部的部分，而非整个场地，但拒绝透露更多细节。一些分析人士猜测，以色列可能会派出特种部队潜入福尔多，从内部引爆设施。另有知情人士称，另一种可能方案是连续投放多轮弹药，试图击穿加固设施的防护层，类似以色列去年刺杀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的手法。随后可能会有特种部队的地面突袭。目前尚不清楚以色列是否拥有足够强大的弹药穿透这一加固设施。普遍认为，若要大幅提升成功几率，需要美国的介入。不过，即便美以联手动用强大火力，军事及核专家普遍认为，这样的军事行动恐怕也只能暂时延缓核武器发展计划，尽管伊朗对此予以否认。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23 00:00

外交杂志：总统权力不受约束时代的美国外交，国内是帝王般的总统，国际上更像皇帝

至无法废除2001年和2002年授权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使用武力的决议。自“9·11”以来，包括特朗普在内的历任总统都在不断试探权力的极限，将2001年和2002年的武力授权滥用到面目全非。例如，奥巴马推行了大规模无人机打击计划，并轰炸了也门和叙利亚。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继续这些现在看来已成“常规滥用”的做法，多次轰炸叙利亚。他的一些行动虽然风险极高，但只是程度不同而本质相同，比如下令暗杀伊朗军事领导人卡西姆·苏莱曼尼，几乎引发与伊朗更严重的冲突升级。另一些行动则真正突破了总统权力的边界，比如在2020年“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期间，在华盛顿特区拉斐特广场动用军队镇压国内示威。不过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部分制衡机制仍存在，尤其是他内阁中一些获得国会尊重的顾问和官员，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他最极端的本能冲动。现在这些防护栏已经消失。其他政府分支甚至不再试图限制他的外交政策。国会首先在2021年1月打破对行政权的约束，当时参议院在特朗普第二次弹劾审判中未能定罪，指控他煽动了1月6日叛乱。很少有共和党人愿意投票反对特朗普。总统要承担责任，一直依赖于党内的批评和倒戈。在“水门事件”期间，共和党国会议员最终抛弃了尼克松，迫使他在失去支持后辞职。而在2021年特朗普被无罪释放后，共和党议员实际上表明，他们不再承担制衡特朗普的职责。随后在2024年7月，最高法院作出裁决，进一步打破总统责任机制。最高法院历来不愿限制总统在外交事务上的权力，在国家安全领域尤为顺从。这次裁决几乎为特朗普提供了一张“免罪卡”，认定总统在与公务相关的行为中享有广泛豁免权。此裁决不仅终止了对特朗普多项联邦指控的审理——包括他在“停止窃选”运动和1月6日事件中的角色，以及涉嫌不当处理机密文件的行为——也使特朗普未来因违反联邦法律和宪法而被追究责任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事实上，他在第二任期头几个月里已屡次涉嫌违法。个人化统治国际关系学者曾把世界划分为民主国家和其他国家。非民主国家包括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下的伊拉克，以及上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初领导人定期轮换的中国。然而，过去十年的研究清晰揭示了专制政权内部的显著差异，及其对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决策的影响。例如，政治学家杰西卡·维克斯指出，在一些专制政体中，领导人仍受精英制约，不论是中国政治局这种政治“机器”，还是军政府中军官可因自身政治生存而罢黜领导人的体制。另一些则是真正的“个人化”独裁，领导人可不受任何限制地做出反复无常的决定，甚至轻易发动不智的战争。即便在同一个政权内部，随时间推移也会出现转变。例如在中国，习近平集中权力至极，打破了原本规律性的领导人轮换机制。政治学家史蒂文·列维茨基与卢坎·韦伊在《外交事务》中指出，美国正滑向“竞争性威权主义”——在这种体制中，虽然选举仍然存在，但并不公平；异见虽有，但受到极大压制。目前，美国法院在国内事务上对总统仍有一定制衡。但这些挑战的前景并不明朗，因为许多案件最终将交由保守派主导构成的最高法院裁决。在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领域，总统职位如今已具备个人化独裁特征。法院在外交事务上一贯对总统极为顺从，这一立场不太可能改变。特朗普第二任期政府对此心知肚明，频频以外交政策为借口推行法律上极具争议的举措。例如，卢比奥积极推动拘留与驱逐在2023年校园抗议中参与示威的外国学生，依据的是1952年的一部法律，只要国务卿认定非公民“存在或活动可能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严重不利后果”，即可驱逐。 1990年国会已将此法严格限定于极特殊情形，1996年特朗普已故姐姐、联邦法官玛丽安·特朗普·巴里曾裁定此法违宪（后来因技术性理由被推翻）。在当前案件中，法院已批评政府做法，部分学生在进一步审理期间被释放。但他们的命运仍悬而未决，卢比奥已扩大签证吊销范围，甚至针对中国学生展开行动。政府仅在极限范围内遵守法院命令，且在许多情况下践踏基本正当程序的速度之快，导致法院难以及时阻止对个人与机构造成巨大伤害。政府官员屡次以外交政策为由进行权力扩张，表明他们深知自己在这个领域拥有行动自由。一旦出现真正的国家安全紧急事件，比如恐怖袭击，总统或许会进一步将行政权力延伸至国内事务。特朗普切断总统责任机制的最后一根线，把是否遵守法律、捍卫宪法的选择留给了下一任总统。总统权力限制的消失，对美国外交政策乃至全球都意味着极为恶劣的前景。关于个人化统治的研究描绘了一幅黑暗图景：在缺乏任何制衡机制下，个人化独裁者极易陷入军事冒险、决策反复无常以及自我毁灭的政策中。如今，美国总统职位已经具备个人化独裁的特征。先从对外侵略说起。许多学者发现，个人化独裁者往往更具军事侵略性。他们也更倾向于对外提出修正主义诉求，以提升国内外地位。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曾设想购买格陵兰岛；在第二任期，他已公开讨论对丹麦——一个北约盟友——动用军事力量以夺取格陵兰。军队的政治化问题也令人严重担忧。虽然早在特朗普之前就已出现这一趋势，但在他任内被极大加速。政治学家凯特琳·塔尔马奇在《独裁者的军队》一书中指出，个人化独裁者往往畏惧军队，将消除对其统治的威胁置于战场表现之上。虽然美国军队距离这一状况尚有距离，特朗普却在滥用其三军总司令身份。例如，在本月因移民政策引发的抗议中，特朗普无视地方文职当局反对，动用国民警卫队和海军陆战队进入洛杉矶。国内制衡机制的瓦解，对全球具有深远影响。美国作为一个不完美的民主国家主导全球秩序已达80年。正如政治学家约翰·艾肯伯里所写，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源于美国在绝对主导地位下自愿接受对自身权力的限制，加入新的国际机构。美国的民主制度使其能可信地加入并长期留在这些安排中。当年美国制定这一秩序规则时——当然对自己极为有利——总统仍需寻求国会支持其长期外交与国家安全战略。哈里·杜鲁门总统为争取两党支持战后与苏联的对抗，付出了巨大政治代价，甚至牺牲了自己国内“公平新政”中的一些经济和社会政策目标。特朗普第二任期远不止退出国际协议与组织。新一届美国政府本身——无法问责、违法、黑箱、腐败、任性且反复无常——已使美国不再是可信赖的合作伙伴。难以想象华盛顿能回到特朗普之前的常态。特朗普不仅削减了美国的国际承诺，更彻底掏空了美国在全球发挥重要与可信角色的能力。这些影响极难逆转。与第一任期结束时不同，这一次几乎没有专业人士能重建日常运作外交政策所需的机构与关系网络。外国政府，包括盟友在内，也不会在特朗普离任后掉以轻心。一个能每日随意更改政策、残酷对待政府人员、采取鲁莽行动破坏体制、危及共享情报与资产的美国，不值得信任。而且，若美国体制本身失灵——尤其是国会无法通过重要立法来落实并资助外交政策机构与优先事项，无法确保财政权力正确执行，无法制衡总统权力——那么美国外交政策将完全受制于每位新当选总统的任性。清算的必要如果美国公民、政治人物和国家机构希望在特朗普离任后真正清算这场废墟，需要做两件事。首先，必须承担艰难但必要的任务，直面过去对法律与规范的践踏。现任政府官员，包括内阁成员，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若涉嫌犯罪，需通过法院追责；若行为存疑，则应举行听证，让民选官员与公众评判其是否违背誓言。但必须划清界限，区分那些违法、不道德或违宪的行为，与仅仅执行特朗普政策目标的行为。否则，未来政治人物可能因政策分歧被刑事化，使复杂政策议题无法辩论与解决。其次，必须重建并强化问责制度。总统必须自愿接受权力制衡——领导人需设身处地思考：若未来由另一党派总统执政，自己是否愿意让其毫无约束。国会必须重新承担制衡行政权的责任。但在极端党派对立、专业能力丧失和立法懦弱的时代，国会恐怕仍会逃避遏制总统权力过度扩张的责任。因此，立法机构必须设计出一些自动性的监督与问责机制，使国会是否约束总统不再是纯粹的政治选择。例如，国会可以扩大既有的“国会报告”机制，不仅限于书面报告，还可制度化高层听证，要求国家安全高官定期出席国会质询。国会议员也可邀请总统一年多次到国会发表演讲或直接答询。要让立法权力重新触达白宫，国会必须恢复那种政治期待——即议员会质询政策，总统若不回应则承担政治代价。特朗普第二任期对未来美国外交政策（无论哪个党执政）已造成严重后果。如果缺乏一场严肃清算来重建外交政策领域的总统问责机制，美国人未来恐怕将面对更多阅兵式、更多军事冒险、更多不可预测的贸易关系与反复无常的外交决策，在极度不确定的未来中摇摆。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22 00:00

外交杂志：以色列的空中战争是徒劳的，既无法摧毁伊朗的核项目，也无法推翻伊朗政府

未仅靠空袭达成类似目标。苏联和俄罗斯在阿富汗、车臣或乌克兰也未曾做到。以色列自己在此前的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冲突中，甚至在最近的加沙行动中，也从未尝试过这种战役。自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袭击以来，中东最强军事力量以色列，通过精确空中打击和出色情报取得了许多战术性胜利。以色列国防军暗杀了伊朗代理人组织中的高级领导人，包括真主党中高层领导。在四月的一次导弹交火中，以色列国防军摧毁了伊朗的多种防空系统和导弹能力。在最近对伊朗的袭击中，还击毙了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摧毁了重要的政权通信系统，破坏了关键经济目标，并削弱了伊朗的部分核项目。但尽管持续取得个别胜利，以色列似乎正在陷入所谓的“智能炸弹陷阱”——对精确武器和情报的过度自信，让领导人相信可以阻止伊朗的核突破，甚至推翻伊斯兰共和国政权，这反而让以色列比之前更加不安全。无论打击多么精准和猛烈，空中力量都无法确保彻底摧毁伊朗的核项目，更无法为德黑兰政权更迭扫清道路。事实上，历史经验显示，以色列对技术先进武器能力的过度自信，很可能会激起伊朗更强的决心，产生与原计划相反的结果：一个更加危险、可能已拥有核武器的伊朗。如果没有地面入侵（几乎不可能）或美国的直接支持（特朗普政府可能不愿提供），以色列在伊朗及其他地区的军事胜利很可能只是短暂的。击倒伊朗？以色列打击伊朗核设施的动机，并非因为担心伊朗无法组装核武器——到了2025年，伊朗完全掌握了这种已有80年历史、足以制造出像美国当年在广岛和长崎投下的那种粗制核武器的技术——而是担心伊朗可能已经接近获得制造核武器所需的关键裂变材料。伊朗可以通过两种方式生产这种材料：一是将铀矿石浓缩至武器级同位素纯度，相关设施包括铀矿、伊斯法罕的铀气化工厂以及福尔多和纳坦兹的浓缩设施（其中纳坦兹已在以色列打击中受损）；二是提取任何核反应堆自然产生的副产品钚，比如伊朗位于布什尔的在运反应堆。以色列在彻底摧毁这些设施时面临三大障碍。首先，伊朗的大部分核项目，包括铀浓缩设施，都深埋地下。福尔多设施位于山体之下数百英尺处，而纳坦兹的一处新建地下设施，埋藏深度与福尔多相当，已建设多年。到目前为止，以色列从未对福尔多发动打击，在纳坦兹的攻击也仅限于其发电设施，而未试图摧毁埋藏在地下约23米深处的离心机和浓缩铀库存。没有证据显示以色列拥有能够携带美国研发的3万磅大型钻地炸弹的空中运载能力，这种炸弹才有可能彻底摧毁福尔多。以色列尚未尝试攻击纳坦兹相对较浅的地下设施，显示在火力上受限，可能是受美国限制，也可能因自身火力不足。以色列军事领导人似乎也承认，没有美国支持，彻底打击福尔多是不可能的。前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强调，美国有“义务”加入以色列对伊朗核项目的军事打击。如果美国出动钻地炸弹参与攻击，以色列真的能摧毁伊朗的核武器项目吗？即使特朗普答应加兰特的请求轰炸福尔多，即使美国的大型钻地炸弹能深入福尔多最深层的掩体，美以依然面临消除伊朗获取核武器能力的更多挑战。两国都无法确信伊朗不会在暗中继续研发。实际上，美国一旦参与攻击，只会把自己直接置于伊朗的核打击目标之下，而无法彻底解决问题。第二，除了浓缩设施之外，布什尔反应堆也构成重大挑战。反应堆位于布什尔市东南约18公里处，可以改造用于生产可用于核武器的钚。只要反应堆存在，这个风险就无法消除。但若以色列摧毁布什尔反应堆，可能导致类似切尔诺贝利的放射性云，影响布什尔市20万人口以及波斯湾沿岸的人口中心。这还会招致伊朗用弹道导弹报复以色列在迪莫纳的核反应堆设施。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即便对核设施进行了大规模空袭，关于幸存部分的状况及其重建能力仍将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没有现场检查，以色列无法准确评估对伊朗铀浓缩能力和现有浓缩铀库存造成的破坏程度。伊朗不太可能允许国际检查员，更不可能允许美以小组评估受损情况、查明可用设备或材料是否在打击前后转移，或确认伊朗国内离心机生产部件的制造地点。突击小组虽可尝试现场侦察，但会面临伊朗军队的明显攻击风险。这种信息缺失意味着，即便有美国协助，以色列也无法确信伊朗已彻底失去研制核武器的途径。对伊朗秘密核武化的担忧将持续存在，正如2003年美国因担忧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发动地面战争一样。错误解读数据现有关于伊朗浓缩铀库存的数据清楚表明，以色列彻底且永久拆除伊朗核项目的目标几乎不可能实现。即便假设以色列的打击已经完全摧毁纳坦兹的所有浓缩材料，伊朗在福尔多仍保留着60%浓缩铀库存。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五月的报告，库存已从二月的275公斤增加到408公斤，若再经过几周浓缩，就够制造10枚核武器（制造一枚需40公斤）的量。除非空袭能确保摧毁福尔多90%以上的60%浓缩铀库存——即便美国参与，这仍是艰巨任务——否则伊朗仍将保留足够的裂变材料制造至少一枚、甚至更多核弹，更不用说还存在276公斤20%浓缩铀，可制造两枚核弹。由于伊朗大幅提升铀浓缩速度，要彻底阻止其重建核项目的可能性，以色列还需摧毁大量离心机及离心机制造设施，而这些设施的位置从未披露。随着伊朗急于隐匿剩余能力，以色列情报只能依赖日益模糊的估算，在伊朗全力修复仍在运转的设施、争分夺秒研发核武之际，这些估算将愈发不可靠。新政权不会从天而降以色列无法彻底消除伊朗核武能力的战术限制，很可能解释了以色列为何希望引发政权更迭。如果军事打击无法摧毁伊朗的核武能力，那么用新政府取代伊朗现政权，似乎成了以色列在战略困境中的理想出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确实曾表示，以色列的轰炸行动已让伊朗政权变得危险地“脆弱”，可能引发民众起义。但政权更迭是一个过于激进的目标。要达成这一目标，不仅要彻底铲除伊朗全部高层领导人，清除行政政府体系内的强硬派，还要扶植一个愿意放弃伊朗现有核项目残余、并保证未来永不追求核武器的友好政府。换言之，以色列需要重演美国和英国在1953年策动军事政变、推翻伊朗民选领袖穆罕默德·摩萨台，并扶植亲西方的巴列维王朝的那一幕。但与当年美国和英国依靠伊朗本地军方或文官领导人发动政变不同，以色列试图依靠空中力量作为主要手段推翻现政权。这种战略极可能激起强烈的反对外国军事干预情绪，却难以真正撼动伊斯兰共和国政府的根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略轰炸理论诞生以来，空中力量配合情报网络从未推翻过任何政府。早期空军理论家曾设想，若组织得当，轰炸行动可以促使民众起来反抗本国政府。此后，西方军队尝试了多种模式，包括猛烈轰炸城市，试图逼迫平民走上街头要求政府妥协停战。但从一战至1991年海湾战争，40多次战略轰炸行动，无论集中密集或分散轻度，都未曾真正促使平民大规模反政府。 30多年前发明的精确制导武器也未能改变这一现实。即使使用“智能炸弹”，从空中刺杀领导人往往同样依赖运气。在1986年，美国首次尝试用精准打击刺杀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虽命中他住的帐篷，但卡扎菲在轰炸前已离开。他宣称女儿在袭击中身亡，随后利比亚对泛美航空103号航班实施复仇式炸弹袭击，导致数百名平民死亡。美国在1991年、1998年和2003年三次试图用精确空袭刺杀伊拉克总统萨达姆，每次都寄望情报的准确性，但最终只有地面入侵才结束了萨达姆的统治。即便空中打击成功击毙领导人，结果也往往复杂难料。 1996年，俄罗斯利用反辐射导弹锁定车臣领导人杜达耶夫通话信号将其击杀，但随即出现更激进的新领导人，将俄军逐出车臣，最终导致三年后爆发更残酷的地面战争以恢复亲莫斯科统治。在精确打击时代，唯有当空中力量与本地地面部队配合，形成“锤与砧”模式时，才能促成政权更迭。美国2001年在阿富汗和2011年在利比亚就是如此。但与美国不同，以色列既不愿意、也没有能力在伊朗实施类似的大规模地面行动，来推翻伊朗政权。最终，扶植友好政权的最大障碍。在于被攻击国家的民意或民族主义。面对外国军事干预甚至外国直接统治，民族主义情绪往往迅速高涨。这正是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扶植“民主政权”，却遭遇恐怖主义抵抗的根本原因，也是以色列在当前加沙军事占领中遇到类似困境的原因。空袭刺杀当地领导人只会加剧这种倾向。即便民众对现任领导人不满，并不意味着他们愿意接受一个靠空袭杀戮领导人的外国势力统治。以色列本应从自身经验中吸取教训：每当它暗杀一名恐怖组织领导人，接替者往往对以色列更加敌对。伊朗亦不会例外。陷阱以色列空中力量无法决定性摧毁伊朗核项目。伊朗可在残余基础上秘密重建项目，而西方对其核武研发的情报和监督能力只会更加薄弱。如果以色列真有策动军事政变的计划，早就付诸实施了。没有美国介入，以色列只能孤军奋战，面对比以往更危险的伊朗。当前局势正演变为特拉维夫与德黑兰之间的“城市战争”，两国相互攻击人口稠密的城市区域。随着平民伤亡不断增加，双方只会愈发强硬，后果日益严重。特朗普政府则在加沙战争中支持以色列，并在核谈判前威胁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而谈判现已几乎完全破裂。距离美国为打击伊拉克而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已过去二十多年，如今美国可能再次跟随以色列对伊朗动武。不过，美国介入并非不可避免。如果伊朗保持克制，特朗普可能会被劝阻而避免卷入另一场无休止的战争。美国当年正是因“9·11”袭击而动员起来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在没有重大挑衅的情况下，尤其对于像特朗普这样极度注重形象的领导人，很少有兴趣再冒险犯下类似的错误冒险。真若如此，以色列仍将孤身面对伊朗秘密核武化的可能。最终，以色列可能无法逃脱对智能炸弹的迷信，也难以避免再次陷入中东泥潭。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21 00:00

特朗普立场突现“让步”！特朗普就袭击伊朗问题释新信号黄金原油联袂下跌

”，自上周冲突爆发以来，特朗普还曾提及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先例，他在内部讨论中将这三个国家相提并论。周四，一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击中了一家以色列医院，这是战争爆发以来的首次，凸显双方平民面临的风险。以色列卫生部报告称，该国南部索罗卡医疗中心有轻伤，并称导弹落入了一个已被疏散的部门。以色列称，伊朗使用了一枚导弹，其弹头分解成数十枚子弹药，散布广泛，最终在地面爆炸。据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称，伊朗于2017年公开了一种破片弹头导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周四早些时候表示，虽然以色列的军事目标仍然是摧毁伊朗的核能力和弹道导弹能力，但“我们可能会创造条件”来帮助改变政府。当被问及这是否意味着要针对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没有人能够幸免”。内塔尼亚胡随后告诉以色列Kan电视台，以色列已经击中了伊朗一半以上的导弹发射器。他说：“他们有多少枚导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有多少个发射器。” 以色列战机连夜袭击了伊朗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阿拉克(Arak)地区一座停运的核反应堆。长期以来，阿拉克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因为它可能在制造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如果发展出后处理能力，钚可能用于未来的核武器生产。欧洲各国政府呼吁开展外交活动，英国首相斯塔默(Keir Starmer)呼吁特朗普为重启伊朗核计划谈判敞开大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Marco Rubio)和美国特使维特科夫(Steve Witkoff)周四在白宫会见了英国外交大臣拉米(David Lammy)。拉米计划于周五与法国和德国外长一起在日内瓦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Abbas Araghchi)举行会谈。拉米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中东局势依然危险。未来两周内，我们有机会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阿拉格奇周三表示，伊朗仍然“致力于外交”，从未寻求过核武器，也永远不会寻求核武器。哈梅内伊同一天表示，他不会投降。

tqttier 1评论06-20 07:56

纽约时报：如特朗普参与轰炸伊朗，最危险的是在行动之后，就像阿富汗和伊拉克

为，最大的危险在于行动之后，就像当年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一样。那个充满错误的美国外交政策时代带来了很多教训，最重要的也许就是：最可怕的是那些未知的未知。伊朗已经表示，如果遭到美国攻击，将会报复，目标可能是遍布中东的美国基地，以及正在波斯湾和地中海集结的美军力量。只要伊朗在以色列系统打击后仍有导弹和发射器，这些目标都在射程之内。当然，这可能引发升级循环。如果有美国人被杀或受伤，特朗普将面临报复的压力。 “把福尔多的任务交给美国，就等于把美国置于伊朗的打击范围内。”前美国驻以色列大使丹尼尔·库尔策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资深官员史蒂文·西蒙星期三在《外交事务》上写道，“伊朗几乎肯定会通过杀害美国平民来报复。这将迫使美国采取回应行动。” “很快，”他们继续写道，“华盛顿能打击的目标只剩下伊朗政权领导人，美国又将重新卷入政权更迭——一个如今几乎没有美国人想再涉足的领域。” 伊朗的反应可能还有其他形式。伊朗在恐怖主义方面手段娴熟，在15年前遭美以网络攻击核计划后，组建了强大的网络部队，虽然不如中国隐蔽，也不如俄罗斯大胆，但仍具备相当大的破坏能力。伊朗还有大量短程导弹可以攻击油轮，让波斯湾航行变得极为危险。白宫最不希望的，就是在公开场合讨论这些风险。民主党人呼吁国会参与决策，但他们没有权力强迫。 “考虑到可能的升级，我们必须参与决策过程。”加州参议员、特朗普政治对手亚当·希夫星期三在CNN上表示，“轰炸福尔多属于进攻性行为。” 而且和大多数进攻性行动一样，长期风险远超攻击与报复的循环。过去五天的局势，伊朗领导人或其他有核技术能力的人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当初本该更早、更隐蔽地冲刺制造核武器。朝鲜正是如此，如今已拥有60多枚核武器，尽管美国多年来通过外交和破坏手段试图阻止。这足以让南韩和美国在考虑对朝鲜采取类似以色列打击伊朗的行动时三思而行。历史表明，核项目可以被炸毁，但无法被彻底消除。 “可以通过武力阻止核武器，比如叙利亚就是个好例子。”奥巴马政府时期负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事务的协调员加里·萨莫尔说。福尔多工厂的存在，就是在布什政府后期被发现的。在伊拉克，以色列1981年轰炸奥西拉克反应堆，阻止萨达姆·侯赛因获取核燃料后，伊拉克反而秘密建设了一个庞大的项目，直到1991年海湾战争后才被发现。萨莫尔说，这对美国情报界来说是巨大耻辱，导致十多年后，他们严重高估了伊拉克再次制造核武的能力，进而酿成第二次失败——让美国卷入伊拉克战争。但萨莫尔补充说：“我想不出哪一次单靠空袭就能终结一个核项目。” 这对特朗普来说是重要的考量。他必须在接下来的几天内决定，以色列对伊朗纳坦兹浓缩设施的攻击、对新型离心机制造车间和可能进行武器研究的实验室的轰炸，是否足以让伊朗核计划倒退。简而言之，他必须决定，是否值得冒巨大风险，让美国直接介入，用美国飞行员、美国战机和美国武器摧毁福尔多，从而获得潜在收益。但他也不想被指责错失让伊朗倒退数年的机会。现在在布兰戴斯大学任教的萨莫尔说：“如果这场战争结束时福尔多仍完好无损，那么要重新运转不会花太长时间。” 特朗普在公开场合并未讨论这些问题，人们也很难知道他是如何评估证据的。几天前，在空军一号上，当记者提醒他说，他自己的国家情报总监图尔西·加巴德几个月前在国会作证时表示，尽管伊朗燃料生产激增，但尚未决定制造核弹，特朗普听后很不高兴。他坚称时间所剩无几——尽管没有拿出任何证据来反驳自己情报主管的说法。 “别忘了，我们根本没打仗。”特朗普星期三在椭圆形办公室说。“我们给一切事情都增添了某种聪明才智，但我们根本没开打。以色列今天做得很好。” 接着，他又用他那句招牌式的话语模糊了局势：“但我们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20 00:01

特朗普轰炸伊朗的雄心被入侵伊拉克的阴影笼罩：“当初我们全信了那些乐观言论”

争前夕有很大不同。曾指挥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作战，并在入侵巴格达初期率领第101空降师的戴维·H·彼得雷乌斯将军周三表示：“这显然可能演变为军事行动，但并不是入侵一个国家。” 彼得雷乌斯说，特朗普应该向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发出最后通牒，命令他同意全面拆除核项目，否则就要面对“国家、政权与人民的彻底毁灭”。彼得雷乌斯说，如果最高领袖拒绝最后通牒，“这反而提升我们的合法性，随后我们只能毫不犹豫地将其彻底摧毁”。纳斯尔表示，比较乐观的设想是，在打击后，福尔多被完全摧毁，伊朗愿意重返谈判桌，同意通过谈判终结核项目。但如果伊朗像他们声称的那样以军事手段回应，尤其是在美国基地出现美军伤亡的情况下，特朗普将被迫反击。纳斯尔说：“接下来局势将无法控制，特朗普确实在冒着重演伊拉克战争的风险。”他指出，伊朗比伊拉克大，人口大约9000万，军队更具能力且民族主义情绪更强烈。新保守主义者、特朗普首任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曾大力支持伊拉克战争，现在也支持对伊朗发动攻击。博尔顿周三说：“轰炸福尔多，了结此事。我认为这早就该做了。” 博尔顿曾撰写关于在特朗普手下任职的回忆录，激怒了特朗普。特朗普随后撤销了博尔顿的特勤局保护，尽管伊朗方面对博尔顿发出死亡威胁。两人现在已经不再联系。博尔顿表示，他不知道特朗普会做出什么决定。他甚至不确定特朗普自己是否清楚。但根据他的经验，博尔顿说，在国家安全危机中，特朗普常常“焦虑而急躁”。博尔顿说：“他会和很多人交谈，寻找某个能说出‘神奇话语’的人。他一听到什么，就会认定，对，这就是我相信的。直到下一次谈话之前。”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6-20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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