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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David Tingxuan Zhang是北京战略咨询公司策纬咨询公司的分析师。他在日经的评论指出，北京必须通过追究官员的责任来重建商业信心。
在与美国重燃的贸易紧张局势下，面对经济动荡，中国正推进国内改革以提振企业信心。
这包括在3月再次宣布将完善饱受争议的社会信用体系。这个长期以来用于追踪和惩罚不守信个人和企业的工具。
这次的关注点转向了内部：官方表示，将追究政府自身的责任。
此举表明，中国领导人认识到一个至关重要却常被忽视的现实——当政府长期未能兑现对企业的承诺，其后果远远超出政府层面。
对一个长期以来依赖政府作为发展的基石的国家来说，确保政府的公信力不仅是行政改革，而是在日益加剧的内外压力下的当务之急。
中国政府在塑造国家经济格局中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几十年来，政府通过资源配置推动发展，包括提供土地、税收优惠和补贴。地方官员则负责推动“招商引资”，积极吸引民营企业和外国公司，承诺提供一个稳定、支持的环境。
这种自上而下的方式推动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强国。然而，政府在经济中的核心地位也意味着，一旦信任破裂，造成的伤害将被放大。
当地方政府收回承诺的税收优惠，或拖延支付承包商款项时，会破坏企业赖以依靠的信心，动摇经济的根基。
这种信任流失的迹象越来越难以忽视。国内外的民营企业正表达日益增长的不满，担忧面临的各种风险。
外国企业在中国工业园区投资数十亿美元，原本是基于监管一致性和基础设施支持的承诺，但如今却遭遇政策变化或承诺落空，比如地方政府因优先事项调整而废除土地使用协议。
国内企业，尤其是本就因融资渠道有限而面临困难的中小企业，也遭遇类似问题。
一个原本承诺的补贴可能在项目中途消失，或是一个公私合作项目让企业陷入讨债的泥潭。这些违约行为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一个威胁中国应对经济放缓所需投资的系统性问题的表现。
问题根源深植于中国的治理结构。中国的财政体制是中央设定宏伟目标，由地方政府执行，而地方政府往往要为资金发愁。
在一些地区，税收减少、公共债务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100%，使得资金紧张的官员为了招商而作出超出能力的承诺，最终在预算吃紧时又反悔。
经济压力——出口下滑、房地产行业崩塌和增长放缓，进一步诱使地方官员将短期财政缓解置于长期公信力之上。
在缺乏有效问责机制惩治官员失信行为的情况下，当资源紧张时，这种行为几乎没有什么制约。
多年来，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在惩戒企业和个人各种违规行为方面，已变得极为有效。一家逃税企业的高管可能会被禁止乘坐高铁，而一个逃避法院判决还款的人可能会被限制入住高档酒店，甚至禁止将子女送入顶级私立学校。
这些与金融欺诈、交通罚单等行为相关的惩罚传达出明确信号：不守信用的行为将付出切实代价。
相比之下，当官员违背承诺时，比如反悔投资协议、拖延支付承包商款项，或悄然取消承诺的税收优惠，针对政府诚信的措施却非常有限。
社会信用体系这种单向运作造成了一个明显的漏洞，而这个体系本应在全社会建立信任。
在美国关税上升导致出口增长疲软、消费者支出依旧低迷的背景下，中国比以往更需要民间和外资资本来维持经济稳定增长。但如果投资者对政府承诺缺乏信心，中国就无法依赖这些资本。
北京正在推进升级版的社会信用体系，目标是弥补这一信任赤字，但关键在于如何将意图转化为行动。
一个可行的措施是建立一个由专门机构监管的“政府承诺透明平台”，平台可以记录各级政府作出的主要承诺——涵盖招商协议、产业补贴和财政激励等内容，并实时更新履约进度。
由国家审计机构发布的定期审计报告可以清晰展示履约情况。
另一个可操作的措施，是将“承诺履行率”纳入地方官员的绩效考核。
在中国的治理体系中，干部考核是影响行为的重要杠杆。如果履约情况成为晋升的硬性指标——借鉴一些国有企业已开始试点的“契约式治理”方式——将有助于系统性地加强政策一致性。
这不是重新发明轮子，而是用现有工具来对齐地方激励与国家目标，减少“过度承诺、无法兑现”的现象。
第三项措施是建立地方政府信用评级体系，由中国人民银行与国家审计署共同管理。评级基于承诺履行数据、财政状况和债务水平，定期发布。这将影响地方政府的融资成本和项目审批。
在外资集中的地区，北京还可以试点“承诺保障机制”，由第三方金融机构设立保险基金，覆盖因政府违约造成的损失，并追究相关官员责任。
中国推进政府诚信建设，不仅仅是为了履行合同，更是为了重建对一个长期要求信任却未能始终赢得信任的系统的信心。
北京目前面临一个关键机遇，可以重塑外界对营商环境的认知。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诚信机制不是可有可无，而是经济韧性的基石。落实这些措施，有望帮助中国在外部压力下稳住脚跟。
